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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莎朗史東的風波，西方媒體關注到中國部分網民攻擊莎朗•史東時表現出的「暴戾」，有媒體引用了中國網民罵她是「骯髒的豬」、「殺了她」等極端的言論。在這起事件上，其實，問題的焦點並非在於莎朗史東的言論（畢竟，對於她的觀點，公道自在人心），而是中國人在這件事情上作出的反應方式。因此，令人遺憾的是，在這起事件的後續發展上，激進的反應在網絡上不乏鮮見，除了一些語言暴力之外，「經濟制裁」更成了許多反對觀點的「有力武器」，從網絡上到社會上，「抵制」、「杯葛」、「罷買」形成一片熱潮，而更有不少網民對於對方的經濟損失數字津津樂道，大有「和我們作對？看你少賺多少錢」的心態。雖說經濟損失是莎朗史東為自己言論所負的後果，但我們不應捨本逐末，因爲，關鍵不是金錢的損失數字，而是觀點的對錯。否則，按此邏輯繼續推演，如果中國在國際上的朋友都是一些盯著中國人錢包看的傢夥，相信絕非中國之福。

　　繼在經濟層面崛起之後，如何在文化層面上建立良好的「大國」、「大國民」形象，才是中國在新時代「和平崛起」理念下所面臨的最大考驗。錢，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手段，而如何在道德層面、價值層面，與世界互相溝通和理解，需要的，是更加良好的制度，以及自我反省的決心和勇氣。

　　日前，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新一期權威財經雜誌《福布斯》（Forbes）上發表的題為「中國的兩種形象」的時評專欄中指出，中國人必須證明本身有能力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度。他透過對比西方國家在「奧運火炬傳遞」和「四川大地震」兩起事件上對中國態度的巨大落差，指出中國和西方之間其實存有一道令人感到悲哀的理解鴻溝。他認爲：「這個舉世同情的時刻將會過去，西方國家對中國未來角色的關注也會繼續。西方不能確定這個大國對世界而言是好還是壞。這種緊張狀態只有在雙方的世界觀漸漸近似，並接受了彼此的文化價值觀不可能完全相同之後才能消除。」

　　中國向世界的大門已經開放，在走向世界、擁抱世界的這條道路上，中國人已經不可能再轉頭往回走了。如果中國要成爲一個「和平崛起」的大國，那麽，如何與世界交往？如何在金錢、友誼、權貴面前保持不卑不亢。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論》中早已預見性地指出，未來世界的衝突，歸根到底是文明的衝突。文化實力，現在也已經成了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部分。顯然，中國目前的文化實力，與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是不相稱的，與中國歷史文化大國的更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的商業產品已打遍世界，但中國的文化產品卻呈現逆差，包括圖書、影視等。中國人總是說：「經濟搭台，文化唱戲」，把文化歸於經濟的屬附地位，而在許多西方國家，邏輯卻恰恰相反，是「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沒有優秀的文化資源作為後盾，經濟便無法獲得可持續的良性發展。

　　這是一個新的中國，它也擁有新的力量，然而開放的中國如何融入世界，如何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力量，卻是一門藝術，而在這個過程裏面，最重要的，不是外國人怎麽看自己，而是中國人自己打算怎麽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