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國一個概念的始未 一八七零年三名在澳門的葡國軍官 – 滿腔熱血及充滿冒險精神的青年­--作了些什麼來消磨時間呢 ? 拉菲爾 · 杜爾斯, 葡國阿倫地祖人, 時年二十三歲晉升了少尉後不久, 即乘船前來東方。 在頻密穿梭帝汶的旅途中, 杜爾斯少尉(退休時晉升至少校, 返葡年僅四十七歲) 經澳時,便在這全心全意致力搜集在遠東出版的葡文報章和雜誌. 他努力成果便是一個寶貴的報章及雜誌檔案, 後送給當時的「團結俱樂部」, 但隨着歲月的消逝, 這個檔案現己沒有什麼蛛絲馬跡可尋了。 這名男子漢曾是里斯本地理學會的會員。他進修少校課程時成績優異, 並搜集資料編製了一本「TETUM」 (帝汶土語) 的字典。 可是有一天, 他竟然在帝汶被捕, 並解往澳門, 在這, 有關控告宣佈無效後即獲釋放。 馬奴爾 · 亞澤維多 · 高甸玉的軍人生涯更為彪炳。 他於一九零三年五月逝世, 官階為准將, 曾多次獲授勳章, 突出者為司令級及亞維斯級勳銜。 一八九一年, 他率領葡國陸軍第一支派遣部隊往莫桑比克, 後來還出任盧靈素馬葵士縣的臨時總督。據「葡萄牙詞典」上說, 他以「最大的活力和精力去履行該職務」。 這同一消息來源還把他於一八七零年代留在澳門的時間列為「前期最重要任務之一」。 那時他還是一位年僅三十的上尉。 在這, 他統率炮兵第一連 (拉菲爾 · 杜爾斯少尉抵澳時, 也編入這炮兵連), 與當時的總督仁伯爵合作, 在選擇那屬地的軍械和大炮上顯露其智慧。 曾獲葡國一些最高勳銜的陸軍軍官, 「有功於祖國者」和非洲探險家, 就是我們所要談的第三位人物--殷歷奇 · 奧古斯都 · 迪亞士 · 賈華路--的名譽。 葡國巴西大百科全書提到的生平時, 說他是一生充滿冒險, 有起有伏, 曾經深入非洲和到過遠東。 一八八四年他率領一個使團前往龍達地區(安哥拉境內), 即茅坦華王國, 這事使他在歷史上佔有一席位, 雖然此次任務因一名無良的助手指控作偽而蒙上污點, 但是這些指控後來終被證明是毫無根據的--雖然這樣,賈華路經已被收押在聖佐治堡一年之久--。 賈華路對這次前往龍達的行程作了很多記述, 談及該地區及其人民的各方面情況, 包括地理、歷史, 甚至方言。賈氏曾是該地的首任總督。 這位龍達地區的探險者, 早已於很多年前在澳門已開始了他不杇的行程。 那時, 他還是一名少尉, 初期在工務局服務, 將他在里斯本理工學校學到的工程知識加以運用。 仁伯爵醫院初期建築的構圖, 就是賈氏的傑作, 獲得了里斯本皇家建築暨考古學會的讚譽。 考古學者也傾向認為陸軍俱樂部建築物的構圖是出同賈華路之手。他和高甸玉及杜爾斯同是該俱樂部的創始人。 概念及創立 其實這所古老的軍人同業組織的真正「建築構圖」是著重情感方面, 是指祖國概念包含的激情這方面而然。 據我們所知, 澳門就是這三名創辦者唯一的連繫點。 假如他們在澳門相遇後仍有其他的接觸, 這卻不見載於現有的文件內。 無論如何, 他們在澳門的短暫相處, 卻產生了一件傑作, 一個他們身後及在時間巨輪轉動下仍健存的機構。 有關意念是出自那位亞倫地祖的年青少尉, 這可證諸於創辦會議記錄中 : 「一八七零年四月二十日, 上述炮兵營的軍官集會於步兵營房軍官的大廳內, 杜爾斯少尉即建議成立一組織, 不僅作為聚會的地方, 主要還是在那設立一個具有軍事, 科學及其他種類書籍的圖書館, 也備有報章, 槍機及所有法律容許的其他遊戲項目。建議獲得接納後, 即委出臨時理事會立席, 以便立即投票選出應參與製訂上述組織章程的軍官。選票收集後, 結果高甸玉上尉被選為主席。賈華路中尉及杜爾斯少尉分別當選為委員。後者更兼任書記一職。委員會委出後, 連即協議所有陸軍、海軍, 退役及候任軍官均可成為該會會員。 接着, 委員會主席即解散臨時理事會, 並委託委員會邀請上述各種軍官加入作為會員。創辦者需通知各人出席組織章程研討會, 這樣, 一八七零年四月二十日的會議便宣告結束」。 由這時開始, 軍人同業組織的歷史便和葡國立足在華南這塊地方的近代歷史, 有密切或最少有很大的連繫。 在領導政府和澳門省的行政上, 軍人的優越地位, 本身便解釋了該組織數十年來在當地葡人團體中擔當的主導角色。 組織原為軍界的精英而設, (因有關章程只接納軍官為會員), 但後來也向文人敞開大門。因為這樣寫着 : 「文人和外藉人士, 以其社會的地位及教育程度, 均有權參加俱樂部」。 「為了落實上款的規定, 政府文員的最低等級是二等文員」。 雖然這些規定現見載於一九五三年通過, 並於一九六四年修改的新章程內, 但它們實際上已於組織早期的數十年內實行, 因為一八七二年組織章程的一次革新已訂明「那些獲得軍銜的人仕」得成為特別會員, 同時, 一八九零年報章上的消息透露,「組織的七十一名會員中」有「二十八名非軍人會員」, 包括七名英籍人仕。 這個數目看來很小, 是以後數十年來組織負責人關心的焦點。 只有這樣, 我們才可了解到一九三七年那一屆的理事會就職時便決定, 發起招收新會員的運動, 向本地的軍人及文人分別發出一則通函。 在致文人的通函中, 華士高 · 德美杜 · 韋拉准將這樣說 :「軍人同業組織新的領導團體注意到居住在本殖民地的一些文界人士未曾參加該組織, 因此決定這樣前來邀請閣下加入為會員, 倘閣下響應這呼籲, 組織感激之餘殊覺榮幸」。 這次運動並不怎麼成功, 因為最後只有十人報名參加為新會員, 其中五人來自軍界, 其餘五人是文人。 雖然這是急切的呼籲, 但韋拉准將在致其同僚的通函中卻作出了幾乎是救亡的「呼喊」 :「軍人同業組織新的領導團體就職時即認為無可能推展業務, 限於其有數的現有會員。我們拜訪外國的類似協會時候, 便堅信合作的精神和大家關心公益能作出多麼多的事情。因何我們不將我們的組織提升到那些會社的水平呢? 這就只有依靠我們這班軍官了。 雖然依照有關章程, 軍人同業組織是面向澳門所有居民的組織, 但並不因此而失去它作為特別為軍人而存在的機構」。 軍官們或多或少的支持, 終於使這危機過去了。 由組織轉稱俱樂部 「組織的目的是購入本國和外國有關軍事, 海軍歷史, 科學和其他有關事情的書籍, 同時亦以提供會員閱讀關於軍械和其他法律容許的報章為宗旨, 一切都為了教育和娛樂會員們」。 這些原寫在一八七零年組織章程上的高尚原則, 於一九五三年被「推翻」, 這個事實使戴思樂神父將陸軍俱樂部歷史分為兩大階段, 標幟着兩個不同世代的思想 :「一八七零年那一代 -- 適與頽廢時代同期 -- 設立了組織……以教育娛樂會員為目的, 先為教育, 然後才娛樂。」 為此, 一八七零年那一代, 設立了一間藏書非常豐富的圖書館, 藏書計有加美路 · 依撒 · 安地萊 · 黎馬廖 · 容基路 · 依尼斯及其他作家的初版作品。 現在輪到了一九五三年這一代, 開始便更換了組織的名稱 : 這個於一八七零年命名為「軍人同業組織」的「嬰兒」, 八十三歲時便改稱為「俱樂部」。看來, 改變的原因是因為「組織」這個名詞已發出一股「革命的燒焦味」了。 這種改變也顯示了一九五三年這一代的思想 : 俱樂部是為娛樂及教育而設。 先娛樂, 後教育。 這兩大目標次序的改變,便明令地寫在一九五三年的組織章程上, 第一條就這樣說 :「命名澳門陸軍俱樂部的會社, 以娛樂, 教育會員及其家人, 舉辦晚會, 會議和座談會為宗旨, 同時亦提供按照俱樂部財政許可而設的圖書館的使用等為目的……」。 最壞的還是後指出的這個條件(及思想本身的改變), 對這機構歷八十多年來才積聚起來的最寶貴的一項財產來說. 實是一項玫命性的打擊, 它的圖書館連所有曾利用過它的土生智識份子, 也要談起它來。 在慶祝俱樂部一百一十三周年的專題演講中, 飛歷奇說 :「本人認識這圖書館, 並曾經是它熱心讀者……。今天這所圖書館什麼也沒有留下了, 它被盜竊, 受白蟻侵食, 甚或蒙祝融之災。它當時是設在建築物的後部」。 事實上, 一九五九年, 俱樂部理事會在重修該建築物的圖則內規定,「圖書館修建工程的進行, 要使它的四壁與大廳的相同」。同時還説, 要檢查藏書, 「有用的送交嘉思欄兵營圖書館保存和收藏, 其餘受白蟻侵食的, 便要毀滅」。 物業 那座歲月古遠, 雖曾屢屢修葺, 但屹今仍保持其殖民建築風格的有價值文物, 就是組織大樓, 於一八七二年六月八日在物業登記局作如下登記 :「一層高的城市樓宇, 有十三扇窗子, 六度通往露台門戶, 另兩度通到門口, 整座物業的面積為二千二百一十一平方」, 「可華度(葡國昔日的量度名稱)。 它位於南灣街, 即南灣公園與嘉思欄砲台之間, 屬大堂區, 有門牌。北與「連也營」的兵營校塲連拉, 南與南灣街為限, 東、西則分別與嘉思欄砲台和公園為隣。前此沒有其他業主, 因為是由目前的業主下令建造。依據上述呈交的文件和遞交人的聲明, 本人估計這座樓宇的時價為一萬二千元葡幣, 其每年的純歲收為七百元葡幣」。 當時是亞澤維多 · 高甸玉上尉以主席的身份辦理陸軍協會會址的物業登記。 三十年後, 該建築物已有倒塌的危險, 政府便決定負起維修的費用約共一千六百七十元七角兩毫葡幣。 大規模的再次修葺工程是於太平洋戰爭後進行, 這由於有關設施經多次轉接使用後已呈破舊現象。首先於一九四一至四五年的艱苦日子裏, 這些設施曾用作收容來自香港的難民。其後於一九四五年, 總督--那時這座建築物已由總督監管--決定把這地方改作財政廳辦事處。 一九五一年, 財政廳遷往舊合署大廈後, 政府即委派一委員會負責進行重修該建築物。 由於政府曾無償地佔用該會會址, 於是政府以補償方式支付了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元葡幣給組織, 另給它一萬六千五百元葡幣的捐贈。理事會就是利用這筆為數約四萬八千元葡幣的款項來進行回復這座古老俱樂部昔日的光彩的。 同時也需進行傢俬的翻新, 因為實際上不是失了縱跡便是破舊不堪。 戴思樂蒙席說出如何挽救組織那座鋼琴的故事 : 一天, 馬奴爾 · 韋喜拉中尉走進組織裏去, 這時在他的眼前出現了一幕美式的鬧劇, 一名難民正彈着鋼琴, 彈的是酒吧音樂, 兩個「小山雀」卻在鋼琴上一面唱一面跳 ……。 面對這個這麼有「建設性」的鬧劇, 韋喜拉便請求沙加道上尉准許把鋼琴收藏在嘉思欄兵營, 避免這可憐的鋼琴再受難民瘋狂性的撫摸……。 命運卻要沙加道上尉 -- 一位愛好水上運動者 -- 駕着他的帆船遇險, 翻沉在中國的水域內。他於是被捕並押往廣州, 後來有人見他在那城市的街道上留蕩約三年的久。 那座曾託人看管的鋼管, 後來也不知所縱, 直至……「一個美麗子的日子裏, 軍人們在塔石近韋喜拉中尉寓所利宵中學操塲內舉行一個晚會時, 韋喜拉詫異地看到組織的鋼琴正被人搬往操塲去 !」 毫不困難地, 韋喜拉中尉證明這鋼琴是誰的, 因此它便回到老家去……。 另一個財產 除了嘉思欄兵營和南灣公園附近今天還屹立着的玫瑰色牆壁外, 陸軍俱樂部還擁有另一個更有價值和永恒的財產。 它就是曾在組織的圍牆內發生了, 而現在還可透過昔日報章詳細發表的的圖方看得到的東西。 我們再次回到該組織的早期日子裏去, 便可發現於一八七二年, 即會址開幕的那一年, 在那舉行的晚會已屬於葡國當時這個東方省份之社交節目的構成部份了。與「當時仁子爵假總督府每兩週舉行的晚會相映成趣。 後者參加人數後來也相當踴躍且熱鬧」。 上世紀末曾有過難忘之夜, 例如一八八九年十二月某天晚上舉行的晚會中, 便有一位一流的女歌手演唱……。 「何活小姐表現出是一位公認的藝術家, 她擁有一流歌榭外少有的音樂聲線。 組織禮堂太細小了, 那把洪運歌聲的回響, 幾乎連陪奏的小提琴聲也掩蓋了」。 為人喜愛的那首「我的費南多」歌曲, 在這位出色的藝術家身上更找到了忠實而正確的演繹, 假如DONIZELTI在塲欣賞的話, 也應感滿意。 安妮 · 羅里路也演唱了OTHELO的「PREGHIERA」歌曲和TROVADOR的MISERERE 神曲,同還歌唱了「浮士德」名曲, 這最後的一首演繹得出神入化, 表演者更動了真情……」, (這是一八八九年五月十二日「獨立報」說的話)。 安妮 · 羅里路還是組織舉行的晚會之「常客」, 當時的報章也屢次稱她為晚會中最有天才的歌唱家之一。 「獨立報」報導說, 安妮 · 羅里路在另一塲合亦盡顯了她那温柔, 富有韌力並相當洪亮的聲線本錢。該報提到瑪利亞 · 施利華(高音)及拔朗妮那 · 羅莎(次高音)時, 說她們演唱得非常恰當。 對於在同一晚會演唱的「業餘紳士隊」, 該報便沒有置評, 只提到他們的名字為 : 君士坦丁 · 施利華(小提琴), 安東尼 · 施利華(鋼琴), JF施利華, J賈華路和高美士 · 施利華。 這些描述屢屢見諸於葡文報章, 尤其以本世紀初期為然。組織可說已進入「黃金時代」,但卻面對着嚴重的財力支付問題。 無論如何, 理事會是不能讓該會創辦五十周年寂寂無聞的過去。因缺乏專用款項, 並稱「俱樂部的儲備金不超過一百元葡幣--見一九二零年四月二十五日的 O MACAENSE報」, 便舉辦一個晚會, 但費用由會員認捐。 對此事, 「 O MACAENSE報」表示不滿, 並對該會的管理作尖銳的批評 : 「我認為要靠自己的收入, 並要量入為出, 是屬於簡單的理財學。沒有金錢, 就別辦慶祝會」。 理事會沒有因這嚴厲的指責而沮喪, 並決定舉辦該會成立金禧大典, 當然不是在四月二十日, 即金禧的那天舉行, 而是延至五月七日, 但還是聊勝於無。 「陸軍俱樂部理應大事慶祝成立五十周年, 但卻發生了女大公爵不幸新郎所遭遇的同一回事 : 婚期老是一天一天的推遲下去. 雖然到了期限, 新娘卻說, 還未,要等待到下月, 結果, 慶祝是在五月七日(星期六) 舉行, 是日在該會記事表上並沒有列着什麼周年的紀念, 不是理事先生們的周年, 也不是殖民地任何有地位的人士的周年」。 一九二零年五月十日出版的「O MACAENS報」便這樣開始了它長篇的報導。 該報的諷刺語調始終如一, 但是對兩位罕有的本地業餘藝術天才的表演卻有例外。 關於西朗女士, 該欄作者說她在晚會的那次表演中顯露出是有潛質的鋼琴家, 「我認為在彈奏鋼琴方面, 她擁有藝術家的氣質」。 至於巴爾納丁奴 · 西納飛能地, 作者則說,「他是我們中高質素的提琴手, 這不但由於他撥弄琴弦時, 清晰, 明朗和精煉,同時也細膩優雅, 演奏時有大師風範」。 談到舞蹈時, 作者則說 : 「一個完整的銀樂隊, 有大鼓, 小鼓, 鈸, 笛子和喇吧, 是該會那晚會的樂隊, 但由一八七零年直到今天, 連一位理事都沒有想得到的紀念品。 多可怕呀! ! 可是, 這是誰的鬼主意, 想出這個天才的做法, 使晚會成為葡國緬玉或白蘭士蒙坦奴區的民間壚會呢? 」 接着, 指責語調更轉為政治性 : 「是的,這個由一組儀仗隊組成的紀念品, 出現在全面共和的國度, 在完全民主的領域中, 在我們眾人依照組織章程和繳交的會費都是平等的組織的 ! 會內有沒有份量的人呢 ? 這有何分別呢 ! 幸好! 晚會食物相當豐當, (只是沒有牛尾湯和無尾白鴿), 這時候, 每人只顧着狼吞虎嚥, 把那些賣膏藥式的, 不是我們這時代的, 和不是我們生活制度的可笑表演置諸腦後。 這點自然囉! ! 」。 組織與政治 假如第一共和國那可怕的時代, 公開爭論是每日的生活節拍, 組織自然也不能倖免的了。 把組織捲入政治性的事情, 是早有先兆, 且看 : 一八八九年和一八九零年間, 「獨立報」與「O MACAENSE報」 就陸軍俱樂部的問題,爆發了一塲激烈的茟戰。 初期擺在面前的是提議成立軍曹組織的問題,「獨立報」表示贊成, 但問題來了, 「那有房子設立這個組織呢? 那有經費來建做這房子, 或至少租賃一間房子來代替呢? 」 依照「獨立報」的見解, 解決方法應與軍官俱樂部所遵循者相同, 即政府共同參與, 否則, 我們看看 : 「雖然軍人同業組織大樓是由該會的創辦人建迼, 在那他們用去了時間, 金錢和努力, 倘沒有政府的支持給與土地, 建築材料等等, 恐怕軍官組織的大樓直到今天還沒有出現呢! 」 明顯主張把軍曹聯合起來, 組成一階級的組織之同時,「獨立報」的那篇文章也揭露了軍人同業組織對待警局的低級軍官--本地晉升的軍曹--持有一些岐視的態度, 不容許他們參加軍官俱樂部(即軍人同業組織) : 「這事有何根據, 海外來的軍官一抵澳後, 即登記成為協會會員, 而警局的軍官, 從他們進入這殖民地直到離開為止, 都不能看一看組織大樓, 除非由外面旁觀 ? 」 文章作者結讑說 :「澳門本地軍曹升為少尉後, 仍繼續是軍曹……帶金臂章」。 若說在這問題上,「獨立報」已明確地表態, 那麼次年在另一事件上, 該報對當時的話題 – 把軍人同業組織和當時大部份會員為本地人的團結俱樂部合并起來--卻表示懷疑的態度。 「獨立報」說, 「我們並不反對合併,但也不贊成。對這意念, 我們不維護, 也不攻擊」。但不久, 它終止了這個似乎是矛盾的說法 : 「依我們看, 合併將是第一步--也是一大步--去徹底毀滅澳門今天還擁有的兩個康樂會社」。 不竟, 是不是反對合併 ? 對這矛盾「O MACAENSE報」回應時主張唸一唸布里呆的教誨 : 「寫作前, 要先學習思考」。 對有關問題,「O MACAENSE報」開始發表一長篇文章, 強調依照自己的見解, 問題已不復存在,「因為我們知道, 組織一些成員不支持合併。」就這樣「O MACAENSE報」反守為攻, 逐點反駁「獨立報」所指的理由--該報曾指出「俱樂部的會員未適應環境及西方的習俗」的事實, 就是阻撓合拼的原因之一。 「O MACAENSE報」稱此為乾枯的論據, 因為「組織內的十五名土生會員一事, 便說明他們不反感作為會員, 且會內還有七名英籍會員。 看來, 種族問題是那位作者經常的夢魘鬼, 他雖然生來就是葡國人, 但應毫無疑惑地不是我們的種族。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駁斥「獨立報」懷有惡意的企圖, 似乎它發誓要散播 – 但卻徒然--莠子, 並在本地出生的人士和葡國本土的人間, 挑撥起不和, 愚蠢地引發種族的問題和製造不存在的仇恨及利益衝突。這連魔鬼也不敢想去做的」。 這是有力的回應, 可是合併從未見成為事實, 甚至連團結俱樂部後來也不存在了。(同樣的命運也發生在軍曹俱樂部上, 它短暫的生命被政府於一九一六年發出的訓令而告結束)。 帝制與共和 一九零九年一月, 帝制作垂死掙扎之際, 軍人同業組織禮堂內舉行葡王馬奴爾二世的陞像儀式, 這肖像是葡王本人送給組織的。 大禮由總督若瑟 · 歐維士 · 羅沙達士主持, 出席者「除了很多有名望的人士外, 還有主教鮑連奴和一群太太小姐們, 他們的出席令儀式更為生色」。 同時, 組織還給葡王馬奴爾二世發出一封電文, 內容如下 :「國王副官--里斯本--澳門軍人同業組織茲請求閣下, 轉告國王陛下, 今天經隆重舉行國王陛下的陞像式。謝謝。 對餽贈極感榮幸。 理事會」。 然而在儀式的澎湃聲中,小羅沙細訴葡王馬奴爾二世的罪狀(帶着染滿父親和兄弟鮮血的冠冕之國王)。 他在「新生命」的篇幅中這樣寫着 :「國王的陛像儀式不是對馬奴爾二世的個人敬禮。 不是! 有罪者, 被定罪者及認罪者們, 否則便是你們的哀傷和眼淚, 你們的社會地位及責任的一種羞辱 : 馬奴爾是一位立憲君主。主憲君主常是一個象徵, 代表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就代表一個事實 : 祖國!面對這些概念, 情感, 冀望, 需要, 利益, 工作, 努力, 傳統, 奮鬥, 犧牲, 光榮與凱旋, 不竟也要面對祖國, 澳門的葡國人作了一個莊嚴的承諾, 糾正過去的錯誤, 避免目前的危險及預備去維護將來」。 所謂「將來」及「目前的危險」已在那等待着, 因為共和即於次年來臨。 這時候, 組織實難於適應新環境 – 大部份會員還是同情舊體制--, 而另一個使人尷尬的事情亦在它的內部發生。 這事件正因為在協會內發生, 當然我們不很清楚其內容, 但可肯定的就是當時的報章竟說是「醜聞」, 「暴亂」和「暴力」。 後來卻証明了一切憂慮都是無根據的。 五十年後, 里斯本「A VOZ」報章報導了事件的始末 : 「曾出現了一個微妙的情況, 奴尼士神父(後來的澳門主教)被邀在當地的陸軍俱樂部發表演講, 這時還是帝制時代, 但是……發生了共和革命, 而演講日期適值為十月五日後的數星期內。演講的主題, 假如我們沒有弄錯的話, 就是(葡國歷史上的傳教士與軍人) 」。 他們是弄錯了。演講主題應是「中國的改革主義」。但是並非演講主題引起哄動, 正如那報章所說, 是演講者的口才。 演講會「由報章發佈。 一九一零年時, 澳門還是沒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的城市, 自然引起人們的好奇, 尤其是主講者奴尼士神父是位出色的演說家, 他的口才為人所共知並處於最高峰期」。 組織的領導層怎辦呢? 讓演講會舉行下去, 還是說服那位神父打消原意? 看來對組織的領導層, 後者才是最適當的方法, 特別「那時謠言愈傳愈甚, 且有人竟說會有暴亂和暴力發生, 倘真的出現這個(從未聽過的醜聞, 即那位神父於共和革命前兩天(?)在陸軍俱樂部發表演講的話」。 從未聞? 醜聞? 「所以, 該會的領導層還是選擇認為最適宜的那個方法, 就是勸告奴尼士神父打消原意。事實上, 也曾多次作出這樣的勸告, 還不惜把當時的環境誇張起來。 可惜徒勞無功, 那位神父對理事們說, 他於在指定的日期及時間, 便會在陸軍俱樂部出現, 同時還說, 唯一能阻止他這樣做的辦法, 就是將該會的大門關閉, 或是你們宣佈自己不能維持公共秩序。 他諷刺地補充說」。 結果, 並沒有什麼醜聞, 也沒有什麼暴亂, 更沒有什麼暴力發生。那位神父發表了他的演講,引起出席者的全神貫注, 並受喝采而告終。 聽眾很少, 這是屢見的事 : 「完全沒有女士, 只有少數文人和一些軍人在塲」。 一九一零年十一月十七日, 「A VERDADE報」刋登了下列的批評 : 「演講中有一點引起我們注意的, 就是那位可敬的神父認為只有基督教義才可抑制野心的洪流, 認為以西方模式將這個為數四億五千萬的人民組織起來的工作正在開始……。 為了這樣, 那麼孔子學說為這個人民還不足夠嗎? 這個學說從此也受到奴尼士神父在他一連串的「中國來信」中這麼重視, 似乎還凌駕基督道理之上。 當然, 讓這個人民服膺基督教義不是壞事, 而耶穌會士也被逐出葡國的今天, 更有需要使這人民成為耶穌會士的新工作園地, 以便寫下他們做福別人的行實……。 這是多麼意想不到有利的事呀! 」。 由堅船利砲到嘉美路 · 庇出耶 未來成為天主教樞機主教的奴尼士神父, 那次出現在俱樂部後, 於一九零九年便開始了一連串經常性的演講會。首次是由資深記者馬奴爾 · 施利華 · 文第士主講。 一九零九年三月七日, 「VIDA NOVA」說 :「俱樂部理事會提供一系列的演講會來講述有關本地一般利益的重大問題, 是很適當和清晰的主意。 首次演講會於一月三日舉行, 由文第士博士主講, 談及老子及他的「道德經」學說。第二次演遘會於同月二十五日(星期四)舉行, 主講人是黎登博士, 主題為「澳門的衛生--城市及社會衛生的足跡」。不容說, 兩次的演講皆令在塲者感到滿意……」。 這時期的演講會中, 還有值得一提的, 就是由歐華路 · 美路 · 馬沙道--總督依度雅都 · 馬葵士的副官, 後接掌總督之職--和米蘭達 · 基地施工程師--當時澳門港口發展負責人之一--分別主持的演講會。 奴尼士神父主持結束這一連串的演講會前, 依度雅都 · 亞森布扎 · 馬丁士先生在俱樂部大禮堂以「半島戰爭」的問題發表講話。這一天正是紀念布沙哥之役百周年的日子。亞森布扎 · 馬丁士深悉這次事件的始未, 否則, 一九一零年十月六日出版的「A VERDADE報」不會不着緊向俱樂部理事會提出將「他的講詞全文刊出, 以便那些沒有在塲聽講的人也能知道。這是理所當然的」。 倘這個建議不是這樣接納的話, 一些有關演講詞直到今天相信仍是原封不動的。 與軍事學, 一般科學和葡國本國歷史有關的事情, 我們可以說, 是推動軍人協會早於初期即有意舉辦的座談會和演講會成為事實的動力。 記憶所及的第一次座談會是於一八七三年一月舉行, 當時討論的軍事科學題目是「堅船與利砲」。 同年五月十三日舉行的第二次座談會, 則以「淺談祖國的歷史」為題。 惝由海軍中尉若瑟 · 瑪利亞 · 戴思樂 · 基馬靈主講的第一次座談會, 只有一位女士--塞爾加爾女男爵--出席的話, 則由「和藹而智慧海軍少尉F.A.DA.FONSECA REGALHA主持的座談會, 據「澳門和帝汶報」說, 很多女士都想出席這位勤奮青年的演講會」, 你知道是什麼原因? 肯定的是, 有九位女士光臨那次集會, 而且茶點後, 即舉行舞蹈晚會。 這時可說是該會名噪一時的時期, 聲名遠播超越澳門的地域。 請看, 曾報導這一連串演講會的「PORVENIR FILIPINO 報」的說話 :「……在馬尼拉, 我們連一所像澳門那邊這麼重要的機構也沒有……」。 由此, 我們自然不能忘懷一九一五年三月的一個傍晚, 葡國文學界一位知名人物發表演說。 嘉美路 · 庇山耶前往軍人同業組織主講中國語言 – 一個浩瀚而複雜的題材--, 這位詩人當時還是中學教師, 演講開始時即謙虛地承認自己不是一位「中國通」, 只是對漢學有興趣。 在這再不深究庇山耶在演講會上說的話, 但值得一提的是, CLEPSIDRA那位詩人是怎樣結束他的講話 : 他(庇山耶)結束演講時, 向這麼多因命運或職業而必需到這遙遠且細小的葡國屬土--真正的囚牢, 但使人尊敬--渡過幾年渺小的智力生活的葡國青年作出呼籲, 要將工餘的時間在多方面來研究中文和中國文化, 因為這個研究, 除了有助向祖國提供崇高服務外, 還可從自己的努力嘗到精神上難以形容的甘飴」。 自然, 這個建議除了少數情況外, 多被視作「耳邊風」……。 近代時期 軍人同業組織在這地區的文化和康樂領域所擔當的主角地位, 由本世紀下半部開始, 便漸告式微, 部份原因是缺乏主動性, 金錢或會員及理事們的時間關係, 同時也因為別的文化團體的興起和恢復活動, 特別是那些以伯多祿五世劇院為軸心的文化團體為然。 太平洋戢爭後, 值得一提的是, 海外部長羅瑟文於一九五二來澳巡視, 官式主持最近命名為「陸軍俱樂部」的開幕儀式。 這個時間, 本身並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 其突出之點是由於訪者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羅氏也是當時為止, 前來巡視東方這個遙遠省份的新政府唯一的最高領導人。這種特殊的待遇, 陸軍俱樂部將永遠表示感謝, 正如行政委員會主席亞加兆 ·嘉庇拉 · 亨利奇在當塲說 :「由於這事實本身, 也因為上主的安排, 使我們有幸獲得海外部長羅瑟文司令, 國家政府的合法代表, 出席這次開幕儀式。羅部長在這次愛國及凱旋式巡視東方各省份的行程中, 給所有在葡國這些遙遠領土生活的人, 帶來了兄弟般的擁抱及精神上的支持」。 一九七零年百周年紀念, 俱樂部並沒有在當日舉行儀式, 只在百周年的四個月後, 即八月十三日才補行, 正如它五十周年金禧時那樣。 慶祝話動包括在主教大堂舉行彌撒, 由主教戴維理主禮, 追悼已亡的會員。 晚上, 總督嘉樂庇伉儷連同本省各界人士出席慶祝會, 會上, 俱樂部獲頒授殷皇子勛章, 而飛歷奇則介紹了該組織的百年歷史。 總督嘉樂庇簡單政詞後, 慶祝會禮成。「號角報」報導說, 「理事會主席邀請各出席人士前往俱樂部後花園, 以便重温澳門前期十分盛行的那種晚會」。 最近數年 : 由蟄伏到復甦 一九八零及一九九零的年代是這個知名組織--曾於一九九三年獲總督頒發文化功績勛章--生命史上兩個不同的時期。 八十年代, 陸軍俱樂部處於某種蟄伏的狀況, 間中只舉辦一些零碎的活動, 但這些活動都一式地導致其會員採取幾乎冷待的態度, 這是該年代下半期一項較明顯的事實。 那時候, 俱樂部的財政狀況不大好, 理事會迭有更換, 因無能改變當時的情況 : 「澳門陸軍俱樂部的領導機構願意給會員提交另一份能顯露俱樂部具有更大的活動和活力的報告暨賬目。這是不可能, 也因為這個事實, 我們只提出這個簡單而卑微的實情」。 這是一九八七年度的「報告暨賬目」中的幾行文字, 實際上在後兩年的同樣報告的最後考慮項目中, 也一字不改的重覆了。 這些財政上的困難(一九八八年達到最高峰)使俱樂部的活動幾乎陷於不固定的情況,特別是橋牌及網球部為甚。網球部也是該組織生活上有文字記載的一個部門。按照「O POGRESSO報」刊登的消息,這個特別的網球部門於一九一五年開始「不但接納非會員的男仕, 同時也接納願意報名的女仕的參加」, 這實在是當時的一項「時髦」。那時, 民國大馬路還沒有今天網球塲, 因為這些網球塲還是於一九三二年, 由當時的海軍網球會宣佈啟用, 後於一九六二年政府發出訓令, 將上述網球塲移交陸軍俱樂部。 網球部和橋牌部從沒有停止舉辦比賽, 特別和香港及廣州的同類機構舉行。 此外, 還舉辦灣仔, 上川島、北京和桂林的旅遊活動, 聖安多尼晚會或喜年華舞會, 元旦前夕及俱樂部周年慶祝會等, 這些活動由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都有舉辦, 但仍不足隠瞞該組織缺乏活力的事實, 只給它豐富的歷史帶來暗淡的一面。 另一方面, 俱樂部過去也舉辦座談和專題演講會, 但只是間歇性的活動。例如,資歷最老的會員之一飛歷奇大律師, 於一九八三年講解關於陸軍俱樂部的歷史(這次演講後輯成小冊子, 以紀念該會成立一百一十三周年)。關於嘉美路 · 庇山耶的生平, 也於一九八六年舉行了一次座談會, 由女歷史學家塞蓮娜 · 偉嘉 · 柯利維拉主持。一九八九年,海軍上將李昂,維拉連奴在俱樂部會議廳主講題為「葡人大發現的當代重要性」, 這次演講是一個文化晚會的項目, 會上, 賈梅士弦樂四重奏樂隊演奏, 由白西門指揮, 再一次回復了陸軍俱樂部歷史上的傳統。 雖然會員冷待--理事會一九九零年度的報告中, 舉例指出該年舉行的一次文化晚會只有二十人出席--,俱樂部會址--餐廳, 酒吧, 桌球室和閱讀室--從來都是這塊細小的中國地方上葡人團體每年會晤的塲所。 那年的理事會都承認這是會員與俱樂部間缺乏溝通所導致,當時,俱樂部的會員還不足五百人。 後來, 歷屆的理事們要解決問題有兩個, 就是重建與會員的溝通, 和吸收新的會員的問題。 隨後數年來了一個很大的轉變, 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三年間, 有超過四百人報名參加為會員, 同時, 會員檔案亦進行電腦化, 以期與會員設立更活耀的溝通和一個收取會費更有效能的方式。 隨著捐贈大有增加, 改善立即反應在俱樂部的財政上。一九九三年底, 俱樂部已有充裕的財務結算的能力。 當然, 這是俱樂部傳統活動復甦的年代, 同時也發展動員會員的新方式, 這樣也引起了社會的注意。 題為「讓我們來發現澳門」的一項文代活動, 獲得了很大的成功。該項活動由歷史學家佐治 · 賈華里路 · 塞蓮娜 · 偉嘉 · 利維拉和施彼蒂共同安排。 在上述各歷史學家指導下, 一九九二和一九九三兩年, 共舉行了十一次歷史文化性質的旅遊, 每次旅遊平均都有過五十名會員參加。會員們無拘無束地走遍了澳門和離島, 更具體地和本地區的歷史及方面的實況有了接觸。 這時候, 陸軍俱樂部在它的歷史上又增添了一些難忘的晚會。 一九九二年, 呂 · 維立素是聖安多尼之夜晚會的巨星, 而加路土 · 嘉爾謨, 葡國偉大的民歌手, 於次年同一的晚會, 陶醉了當時聚集在俱樂部的二百多名嘉賓。葡國民歌演唱會實在也是理事會着重發展的一個方向, 俱樂部的大廳也曾有過其他知名的民歌手的足跡, 如安東尼 · 邊度 · 巴士度, 路素 · 沙 · 班地立和米西亞等。 除了這所古老組織在社交和文化方面活動的復甦外, 這兩年來, 理事會也作了最大的努力來保證組織傳統的前途。 其中值得強調的是, 會址大樓的建築風格重修計劃(正如我們曾在這書另一章所提及的)和組織章程的修訂,「使它的章程與現實有些脫節得以糾正, 以保證俱樂部於一九九九年後的生存和壯大」。 那三位年青的葡國軍官 -- 他們的命運於上世紀末期在澳門相遇--, 怎會知道他們的理想征服時間, 並很可能也不受歷史所局限。 The Story of a concept from Portugal What would three hot-blooded adventurous Portuguese officers do to kill time in 1870 Macau? Rafael das Dores, from Évora, in Alentejo, at 23 years of age and barely promoted to ensign, shipped-off to the East. In Macau, in between many comings and goings to Timor, ensign das Dores(major das Dores, by the time he retired and retuned to Portugal, at 47), committed himself whole-heatedly to collect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published in Portuguese in the Far-East. From his efforts, a valuable hemerotheca resulted which he donated to Clube União but,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nobody knew what had become of it. This man, who was a member of Lisbon’s Geographic Society, and completed with honours his training as an army major and compiled a tetum dictionary, was once made prisoner in Timor and deported to Macau, where he would be freed after the annulment of that prison order. A more glorious military career was enjoyed by Manuel Azevedo Coutinho. Upon his death, in May 1903, he was a brigadier-general with several decorations, namely those of Grat-Officer and Commander of Ordem de Aviz. In 1981, he commanded the Portuguese army’s first expedition to Mozambique where he served «actively and full of energy» as interim governor of the Lourenzo Marques district, as noted in the dictionary Portugal. The same source quotes as «one of his most important secondments» the service rendered in Macau, in 1870, then as a young captain in his thirties. In the Territory, he commanded the 1st Company of Artillery (where he was joined by ensign Rafael das Dores upon arrival in Macau) and collaborated «intelligently with Count S. Januário, the then governor of Macau, in choosing the type of armament and artillery to be adopted in the overseas possession». Finally, the credits of the third man in our narration, Henrique Auguesto Dias de Carvalho: army officer, decorated with some of the Portuguese State’s highest honours, Benemerit of the Country and African explorer. On this man, the Grande Enciclopédia Portuguesa e Brasileira provides an adventurous biography, filled with ups and downs, with secondments in Africa – in regions deep in the African land – and in the Far East. The mission he headed in 1884 to the court of Muantinvanua, in Lunda country, won him a place in History, despite allegations of fraud concocted by an unscrupulous assistant. The allegations would be proven unfounded but, nevertheless, they had already cost him a year in prison at S. Jorge’s Castle. On his journey to Lunda, of which he was the first governor, he produced a vast bibliography over various aspects of that region and its people, from the geography of local dialects, to its history. But the Lunda explorer had begun his road to immortality several years before, in Macau. Still as an ensign, he started by serving at th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putting into practice his engineer skills learnt at Lisbon’s Polytechnic School. The engineering plans of the original Conde de S. Januário Hospital, praised by Lisbon’s Royal Society of Architecture and Archeology, are credited to him. Researchers also believe Henrique de Carvalho to be the author of the architectural plan of Clube Militar of which he, along with Rafael das Dores and Azevedo Coutinho, was a co-founder. The concept and the establishment The true architecture of the old Grémio Militar is, however, rooted on emotion, namely on what the concept of homeland holds of passion. Macau, as we saw earlier, is the only link between the three founders. There is no available record on whether they continued to keep in touch after leaving Macau. However, their fleeting time together in the Territory would give birth to a work, an institution that continued after them and lasted through the passing of time. The concept was born from the young ensign from Alentejo, as the Minutes of Incorporation proves: «On the twentieth day of April 1870, at the officers room of the Infantry Battalion Headquarters, the officers serving in the said Battalion met. Ensign Dores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rémio (Club) not only for purposes of a meeting point but also, and especially, for the creation of a library holding many military, scientific and other books versing on various subjects, as well as newspapers, army games and other pastimes allowed by law. The proposal having been passed by the corporation, the head of the preparatory board was appointed and took the chairmanship, so that forthwith voting could take place to elect the officers who should draft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f the said Grémio. From the votes cast, the following officers were elected: chairman, captain Manuel de Azevedo Coutinho; members, Lt.-tenent HenriqueAugusto Dias de Carvalho and the ensign Rafael das Dores, who was to act as secretary. The committee having been appointed, the resolution was passed that membership to the Grémio would be granted to all army and marine officers, retired or on duty. The chairman dissolved the board and empowered the committee to invite all officers meeting the above-mentioned requirements to join as members, and in the capacity of founding members, who would be notified to convene at a meeting for the submission of the draft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The meeting of 20th April 1870 was then declared over.» From that moment on (common places and their irresistible power of brevity) the history of Grémio Militar would be closely linked to that of the last century of Portuguese presence in the South China enclave or, at least, to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at history. The prominence of military officers at the helm of the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province of Macau will in itself explain the Grémio’s clout within the local Portuguese-speaking community, for several decades. Early in its existence, the membership restricted to the military family elite (statutory regulations allowing only «those civilians and foreigners whom, by their social standing and education are worthy of frequenting the Club. (For purpose of the above, only civil servants of second-class clerk rank and above will be allowed to join as members)». Although these dispositions were incorporated in the new statutes approved in 1953 and reviewed in 1964, they had been in force since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institution’s establishment. In fact, a review of the statutes carried out as early as 1872 foresees the right of admission of gentlemen who are conferred official military honours as extraordinary members. News clips form the 1980 press, meanwhile, show that among the «Grémio’s 71 members, 28 are not military personnel», including seven Englishmen - apparently, a reduced number that would become a matter of concern to the Grémio’s leaders, various decades later. This is, in fact, the only possible rationale behind the fact that the 1937 board of directors, soon after being voted in, would immediately launch a campaign to get new members, by sending two circular-letters: one to military personnel, another to civilians living in Macau. In the latter, brigadier Vasco Temudo de Vera wrote: «The new managing bodies of Grémio Militar, having becom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some civilians residing in this Colony, are not members of the Institution, took upon themselves to come before Your Excellency to invite you to apply for membership in the Grémio, which will be greatly honoured if you would care to accept the invitation». The campaign would not have been very successful because, in the end, only ten new members adhered: five civilians and five military. This, despite the vehement appeal – almost a “shout” for survival – made by brigadier Temudo de Vera in the other circular addressed to his comrades-in-arms: «Upon taking charge of their duties, the new managing Bodies of Grémio Militar immediately acknowledged the impossibility to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stitution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limited number of members alone. In the course of visits to similar clubs abroad, we saw what the spirit of cooperation and the commitment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community could achieve. Why shouldn’t we also try to elevate our Grémio to the stand of those institutions? And this task depends solely upon ourselves, the officers corps. Grémio Militar is, indeed, an institution for all residents of Macau whoa re covered by the Statutes but even so, it will not cease to be one of an essential military nature». With higher or lesser degree of support from the military brotherhood, the crisis would, nevertheless, be overcome. From the Grémio to the Club «The object of the association is to acquire national and foreign books versing on military, naval, historic, scientific and other subjects of interest, as well as to make available to members newspapers on military issues and any others allowed by law. All this for the recreation and education of those same members». These noble principles enshrined in the 1870 statutes would be “subverted” in 1953, thus impelling Father Manuel Teixeira to divide the history of Clube Militar into tow main periods in time, characterized by the mode of thought of two distinct generations: «The 1870 generation – know as the Defeated of Life – founded the Grémio (…) to provide a means of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to members. Firstly, education, then recreation. For that purpose, the 70s generation put together a extraordinary library that included first editions of works by Camilo, Eça, Antero, Ramalho, Junqueiro, Enes and so many others. Then came the 1953 generation who began by changing the name (of the institution): the child who, in 1870, was baptized with the name “Grémio” would, after 83 years, be renamed “Clube”. It seems that this wa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word “grémio” began to stink like “revolutionary parching”. This change reflects the mode of thought of 1953: the Club’s objectives are to provide recreation and education. First recreation; then education». The order change of these two goals was symptomatically decreed in the 1953 statutes which, at very beginning of its article one, referred: «The association called “Clube Militar de Macau” has as object the recreation and education of its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organization of recitals, meetings and conferences and the use of the library, to be equipped as permitted by the Club’s financial resources». The crux of the matter is that this last pre-requisit (and the change in the mode of thought in itself) would eventually prove fatal to one of the institution’s richest assets, painstakingly collected throughout the first eighty decades of its existence: the library, a mandatory reference to all Macanese intellectuals wh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njoy it.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in the course of an address deliver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lub’s 113th anniversary, noted: «I knew that library and was one of its frequent users (…). From the library nothing remains today, stolen from, eaten away by ants or burned as it was at the back of the building». In fact, in 1959, the Club’s board of directors, in the ambit of a refurbishing plan for the building, ordered «the carrying out of works at the Library room, so as to build its walls as those of the ballroom». The directors also ordered that the existing books be counted and that «those still usable be handed to the Military Headquarters’ Library for keeping and maintenance, while the ones eaten by the ants be destroyed (…)». The heritage in stone A valuable asset that has lasted through the times – aggregating value-added wealth with the passing of the years and by virtue of its colonial architecture, notwithstanding successive refurbishing exercises – is the Grémio’s building, registered in the Property’s Registrar in 1872, as follows: «Single-floor urban property, with 13 windows, 6 doors opening to the verandahs and 2 service doors, totaling two thousand two hundred and eleven Portuguese square “covados”, located in Rua da Praia Grande, between the garden S. Francisco’s Fortress, parish of Sé , allocated a postal number; North boundary – the quad of the Front Battalion Headquarters; South boundary – public street; East boundary – S. Francisco Fortress; West boundary – public garden. This building had no previous owner, having been built by its current proprietors. I calculated the value of this property based both on the document submitted and on the submittor’s declaration, to be worth twelve thousand patacas and its annual net worth seven hundred patacas». It was captain Azevedo Coutinho who, in his capacity of chairman, registered the headquarters of Grémio Militar. Thirty years after, the building showed signs of impending ruin. The government, as a result, decided to support all repair costs estimated at 1,607.720. New major repair works were, again, required at the end of the Pacific War in view of the premises’ ruinous state after having been passed on from hand to hand. Firstly, in the difficult years of 1941-45, they sheltered refugees from Hong Kong. Then, in 1945, the governor, who had commissioned the building, decided to install the Public Treasury in its premises. In 1951, when the Treasury was moved to the old Government Department Palace, the administration convened a committee to carry out restoration works of the building. The government also paid Grémio the amount of 31,920.00 patacas for the years it had commissioned its headquarters free of charge, granting it, moreover, donations amounting to 16,500 patacas. These funds, that came to a grand total of 48 thousand patacas, are then use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o restore the old club to its former dignity, including the overall refurbishing of the premises and replacement of furniture which had either virtually disappeared, or was reduced to scrap. The piano, though, was saved. Father Manuel Teixeira recounts the tale: «One day, Lt.-Tenant Manuel Vieira comes to the Grémio and witnesses this American-like scene: a refugee playing cabaret music at the piano, and two coockoos singing along and dancing over it …! In view of such a sight, he requested captain Salgado to allow the piano to be taken to the S. Francisco Headquarters for safe-keeping, thus enabling that unfortunate refugee to be rescued from the feverish caresses of the other refugees…». By the hand of destiny, it so happened that captain Salgado, an enthusiastic sea-sports lover, would go down in his sailing boat in Chinese waters. Captured and taken to Canton, he would be seen years later wondering about the streets of the city, where he was in jail for three years, Meanwhile, the piano that had been entrusted to him know itself no certain luck, until… «One beautiful day, the military were hosting a recital at the High School gymnasium, is Tap Seac, nearby Lt. –tenant Vieira’s home; for his surprise, he saw the Grémio’s old piano being carried inside the gymnasium!». Lt.-tenant Vieria had no difficulty to prove the paternity of the instrument, which could finally return home… The other assets Besides the pink walls which today still stand nearby the Military headquarters and S. Francisco Garden, the Clube Militar owns assets that are far more valuable and time-lasting: the memories of what happened inside its walls throughout the years, whose details were made known in the press reports of those gone-by days. Going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Grémio Miliat’s existence, we can confirm that, as early as 1872 – the year of the building’s innauguration - the Grémio’s recitals were already a well established event in the social calendar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s most eastern province. And these recitals rivaled with «the soirées promot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Viscount of S. Januário each fortnight at the Government Palace, by their animation and number of attendants of late». Through to the end of the century, there were several quite memorable nights, indeed. As the one, in December 1889, made even brighter by the presence of a first-class lyric entertainer: «Miss Howard revealed herself as an artist of recognized merits, the beholder of a voice rarely found outside the world’s major lyrical stages. The Grémio’s ballroom became too small to embrace the powerful vibratos of that resounding and voluminous voice whose fortissimos almost hushed the colorful accompaniment provided by the violin. The Favorita’s aria O Mio Fernando met in this extraordinary artist such a faithful and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that Donizetti himself, should he be able to witness the impeccable rendering, could not be more pleased. Ms. Annie Loureiro sang Othelo’s Preghiera, II Trovattore’s Miserere and Fausto. The latter was especially well interpreted by the distinguished amateur, both in Liebel’s stroffe, Lui Parlate d’amore, and in the della chiesa scene, undoubtedly the concert’s golden key…» (O independente, 5/12/1889). Annie Loureiro was, in fact, one habitué of the Grémio’s recitals, and several times mentioned by the press in those days as one of the most talented voices to brighten the evenings. On another occasion, for instance, she «exhibited the resources of her suave, malleable and resounding voice, in Ernani’s aria and, most of all, in the magnificent and soft Dinorah’s berceuse», recounts O Independente, without forgetting to add that «D. Maria da Silva (so-prano) and D. Petronila da Roza (mezzo-soprano) were accurately correct in their respective renderings». As for the «amateur gentlemen» who performed in the same recital, there are no adjectives, only a reference to their names: «Cibstâncio Silva, violin, António da Silva, piano, J.F. da Silva, J. Carvalho and Dr. Gomes da Silva». If reports such as these are common in the Portuguese press until, mainly, the first years of this century, the Grémio itself, on the other hand, reached its “golden age” with severe financial liquidity problems. Notwithstanding,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ould not let pass by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institution’s fifty years of existence. Lacking funds of its own (the O Macaense of 25/4/1920 alleged that the Club’s reserves «stand at no more than…ONE HUNDRED patacas!»), it would promote a soirée funded by subscription among its members. That this state of affairs had been permitted to happen was vehemently criticized by the newspaper, which did not spare the Grémio’s directors its harsh criticism: «I believe it to be sound economic science to survive on one’s income and not go beyond one’s earnings. He who is penniless, does not throw parties». But the Grémio’s board did not quiver under the ominous suggestion, going ahead with their plans to commemorate its Golden Jubilee – that was not held on the exact date when it took place (April 20), but rather on May 7. Better that it would not have been commemorated at all….. «The soirée of Grémio Militar, which was supposed to solemnly commemorate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its establishment, almost suffered the same fate as the popular story about the bridegroom in the Grand-Duchess’ marriage: Day after day, that fatal postponing Was forever the marriage delaying, Cause upon that fateful hour, the bride, moaning, Kept on with her “Not yet, it’ll be next month” saying But, hélas!, it happened on Saturday, May 7, a day on which there was no commemoration at all on the calendar, not even for any of the honourable directors or anyone of social stand in the Colony». This is how a long chronicle published on May 10, 1920 by the O Macaense began. The newspaper would continue its criticism in the next issue of the paper, when sarcasm grew in intensity. Well before that, however, the writer made an exception for the performance rendered by two local-born, rare-talented artists. In the case of Madam Serrão, the chronicler postponed judgement on the latent virtuosity of the pianist to such time as the interpreter would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perform rather more demanding roles than that she had taken upon on that occasion, «because she gave me the impression of having the temper of an artist, both in the manner and way she conducted herself at the piano». As for performer Bernardino Senna Fernandes, the paper wrote that «he is a known artist of high-calibre in our midst, not only for the sharpness of his sound, but also the brilliance and fine-tuning with which his firm arc retrieves the notes form the violin, and so delicately and finely transmits a rafiné touch to the pieces which he so expertly executes». From the concert, the paper went on to appraise the dancing, and then all the hell broke lose! «A whole band, with drums, tambourines, cymbals, flutes and trombones, at the Grémio, playing as a soirée orchestra, is something that, since 1870 until today, has not passed through the heads of any of the previous directors. How awful!!!! Whose is the ominous brain where such genial idea germinated of transforming a soirée at the Grémio in a backward square dance from Minho or Trás-os-Montes?» Further on, in keeping with the temper of its writer, the criticism grew in tone to the tune of political debate: «Yes, sir-eee!... Unbelievable that someone actually had the inspiration of staging a square dance of honour, in Republican times, when democracy reigns, right there at the Grémio, where we are all deemed equal before the statutes and the membership fees we all pay! People of social stand at the Grémio? That remains to be seen! Enjoy the meal on its own merits with healthy and formidable appetites, putting aside grotesque and pedantic performances, not in keeping with the present times and political regimen we now live in! All the better….!» The Grémio and politics If, in the “incredible” times of the 1st Republic political debate was the key-factor of everyday life, the Grémio could not, obviously, keep itself away from it. Bu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Grémio’s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went back way, way back. Between 1889 and 1890, a huge controversy involving Grémio Militar irrupts in the pages of both O independente and O Macaense. At the beginning, the question at issue was the creation of a Grémio for sergeants, with which O Independente showed its solidarity. However, there was a problem:«Where is a house to operate (this new) Grémio? How to get the money required to fund its construction or, at least, the rental?» According to the newspaper, a solution to these problems should be similar to that followed for the officers’ club, that is, a contribu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It would not have been built to this date, were it not be for the assistance provided by the State, that granted the land (to build it on), the construction materials (to build it with), etc. Clearly supporting the congregation of sergeants in an association of their own, the article published by O Independente charged against some discrimination by Grémio Militar against subordinate officers from Guarda Policial (Police Guard) – sergeants locally promoted – who were not admitted as members of the officers’ club, «(…) resulting that the officers from the overseas contingent may become members upon their arrival in Macau, whereas Police Guard officers come in and out of this colony without having seen the Grémio’s building, except for its outside features». And the writer concluded: «A sargent, when promoted in rank in Macau, will always continue to be a sargent… albeit one with golden stripes» Notwithstanding the O Independente’s unequivocal stand on this issue, the following year’s position of the same newspaper would not be so clear-cut vis-à-vis the hot debate then going on: the merge of Grémio Militar and Clube União, an association that mostly congregated «the locally-born». Independente, only to carry in an apparent self-contradiction: «This is because, form our view point, the merge would be the first step – and what a gigantic step it would be! – toward the complete destruction of both associations, which the local population can still enjoy today». At the end of the day, was the newspaper against or not the merge? To overcome this contradiction , the rival O Macaense replied, by transcribing one of Boileau’s teachings: «Avant, donc, d’écrire, apprenez à penser…» (“Hence, before writing, learn first how to think…”). With this advise, O Macaense began a long article on the subject, to stress that, it was its understanding that the matter was settled and closed, «since we were informed that some of the Grémio’s members were not for the merge», thus fighting point-by point O Independente’s allegations that, among other obstacles to the merge, was «the fact that the Club’s members were neither adapted to the European costumes nor to its traditions». These arguments were swiftly and easily rebutted by O Macaense. «The fact that 15 members of the Grémio are Macanese proves that they are not taken aback (by such alleged obstacles). Moreover, the association has also 7 members of British nationality. It seems, thus, that the racial issue is the writer’s recurrent nightmare, and his alone, who seems to be of a different race than ours, despite being Portuguese by birth.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we fight such malignant trend from O Independente, which is apparently sworn to sow dissent and discord among the locally-born and those coming from the realm, by so foolishly raising the tissue of race and fabricating hatreds where they do not exist,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devil himself could not think of». Words full of strength. However, neither the merge took place, nor would Clube União survive Grémio Militar (the same fate was destined for the Sergeants’ Club, whose fleeting life was ended by Government’s decision, in 1916. The Monarchy and the Republic Already in the latest days of the Monarchy, in January 1909, the ballroom of Grémio Militar was the venue of the inauguration of a portrait of king Manuel II, presented by the monarch himself to the Macanese institution. The ceremony, presided by governor José Alves Roçadas, was also attended by «among many other distinguished gentlemen, (the bishop D. João Paulino and a gathering of ladies who brightened even more the event with their presence». A telegram was sent to D. Manuel II, that read: «His Majesty’s Aide-de-Camps – Lisbon – Grémio Militar Macau requests Your Excellency to inform His Majesty today’s solemn session inaugurated His picture. Grateful for honour of such gift The Board». However,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eremony, Rosa Júnior, embarking on a charge against D. Manuel II («the king who took the crown tainted by his father’s and brother’s blood»), wrote in the pages of Vida Nova.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king’s picture was not really a personal homage paid to D. Manuel II. Not at all! Culprits, convicted and avowals of his sorrow and tears, of his social stand and respectabilities, it would be a disgrace: D. Manuel is a constitutional king and a constitutional king is always a symbol that represents a concept which, in turn, translates a fact: the Homeland! And it was before this phobia of ideas, emotions, aspirations, needs, interests, hardship, efforts, traditions, tribulations, glories and triumphs, it was before the Homeland that the Portuguese from Macau accepted a solemn commitment: to redress past mistakes, conjure up present perils and prepare the endurance of the future». The future and the “perils of the present” were right there: the Republic would arrive the following year. The Grémio barely had time to adjus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 the majority of members possible sympathizers of the ancient régime – and already fresh trouble brewed inside the Club’s “four walls”. The case seen at this distance in time does not seem too clear. However, the press at that time mentioned the eruption of “disturbances”, “riots’ and “violence”. But, as it would be proven later, the worst fears would not be founded. Here is the story, as told fifty years later by Lisbon’s newspaper A Voz. «So it happened that Father Nunes (the future bishop of Macau) was invited to address a conference at the local Military Club, still in the days of monarchic régime. But…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 strikes, and the date on which the conference should be held falls precisely a few weeks following the 5th of October. The subject of the address was, if we are not mistaken, Missionaries and soldiers in Portuguese history». They were, indeed, mistaken. The address was on “Chinese reformism” and, rather than the subject of the address – as the newspaper had written – the conferencist’s “tenacity” was the issue atstake. The conference «had been announced by the newspapers and , in a city such as Macau, where there was not much going on in 1910, it was only natural that it raised local interest, even more so given the tenacity of father Nunes, whose ability to deliver rapturing speeches was then at its best». What would then be the reaction of Grémio’s directors? Would they let the conference take place, or could they convince the priest not to take it ahead? The second course of action seemed the more appropriate, so much so that «rumours were abounding and there was talk of the possibility of riots and violence erupting, should the “unprecedent scandal’ materialize of a Priest addressing a conference at a military club, a few days after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 Unprecedent? Scandal? «The club’s directors opted, meanwhile, for the seemingly more comfortable solution: to persuade Father Nunes to give it up, which they did time and time again. To no avail. The priest vowed to be present at the preset day and time and that the only way to prevent him form speaking would be either by closing the club’s doors on him, or – he added with irony – for them to declare themselves unable to upkeep the public order». In the end, there was no scandal, no riots and, less even, violence. The father made his address, captivating the audience and receiving plenty of applause for his deliverance. As for the audience, similar to what had been happening ever so frequently, it had been scarce: «Total absence of ladies, a few civilians and only some military people». The criticism was published in A Verdade (17/11/1910): «A reference made … at the conference raised some contention. The fact that the Reverend uttered the opinion that “only Christianity may put a stop to the torrent of ambition, that the organization, in Western terms of that people of 450 million souls would prompt…” Is the doctrine of Confucius not enough for them? That same doctrine that not so long ago that very same priest Costa Nunes did praise in his series of “Letters from China”, whereby he even seemed to be putting Confucian teachings before those of Christ? But it would not be so bad, indeed, if that people would embrace Christianity and then, at a time when all those Jesuits are also being given a run from Portugal, thus needing a new field of action in which to carry on with their charitable teachings… Wouldn’t that be nice?... » The address of the future cardinal at the Grémio’s ballroom closed a rich and frequent cycle of conferences that had been initiated in 1909, with a lecture by the distinguished journalist Manuel da Silva Mendes. Vida Nova, 7/3/1909: «What a fortunate and brilliant idea of Grémio Miliar’s directors to provide the opportunity for a series of conferences to be held on such vibrant subjects of local and general interest. The first took place on January 3, with an address by Dr. S. Mendes, on Lau-tze and his doctrine according to the tau-te-king. The second was held on the 25th, Thrusday, by Dr. Leitão, who spoke about Health in Macau –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nd Social Hygiene. Both these addresses were very well received by all…» From this period, special mention should be made, among others, to a cycle of conferences addressed by Álvaro de Melo Machado – aide-camps to governor Eduardo Marques, whom he himself would succeed later – and by engineer Miranda Guedes, one of the people in char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cau’s ports. But, before father Nunes’ turn in bringing this cycle to a close, the elegant ballroom of Grémio was the stage for an address on the “Peninsular War” by Mr. Eduardo Azambuja Marins, exactly on the day on which the Battle of Buçaco was commemorated. Azambuja Martins showed his proficiency on the subject, so much so that A Verdade (6/10/90) “demanded” the Club’s directors «to publish his fine work in whole, so that those who did not have the spiritual delight to listen to him, may be acquainted with such deserving work». If not in this specific case, the “demand” would be met in other occasions, which enabled the content of some of those conferences to still be available to us today. Subjects on the science of war, science in general and the History of Portual – it should be referred – were the leitmotive of Grémio Militar’s conferences that were promoted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which there is a record was held on January 1873 and versed on the subject “Artillery and Armours”. The second, on May 13 of that year, discussed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otherland”. If at the first conference, addressed by second Lt. –tenant José Maria teixeira de Guimarães, one lady only attended (the Baroness of Cercal) the second one, «by the nice and intelligent young naval officer F.A. da Fonseca Regalha», the Gazeta de Macau and Timor “threatened” that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ladies were willing to honour» the knowledgeable young man with their presence. One wonders why! The fact is that nine ladies brightened the illustrious audience with their presence, in a meeting that was extended into a «dancing soirée», after the usual tea and refreshments. Those were days of great dignity for Grémio, whose fame went far beyond the borders of Macau. A case in point is illustrated by a report on the cycle of conferences, published in the Porvenir Filipino: «…in Manila we do not have an institution as important as that of Macau’s, but it also seems impossible for us to support a casino or a recreation association». But, in this look back over the Grémio’s conferences, special reference must be made to the late afternoon of a far gone day in March 1915, when a major figure of Portuguese literature addressed the audience. Camilo Pessanha spoke on the vast and complex subj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poet (then a high school teacher) began by humbly confessing not to be a sinologist, but rather a dilettante on sinology. It is worth recalling how the poet of Clepsidra ended his address, according to a newspaper report (O Progresso, 21/3/1915): «He made an appeal to so many young Portuguese who, either by fortune or professional duty, are condemned to spend in this far-away and tiny Portuguese possession a few years of pitiful intellectual life, to dedicate themselve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ir several vectors, in their spare time – because, beyond the great service rendered by way of such study to the Portuguese nation, they will thoroughly enjoy such spiritual experience». Obviously – except for rare and honourable exceptions – the suggestion was simply disregarded… Modern times Meanwhile, the prominence of Grémio Militar in the enclave’s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life would gradually fade form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century on, in part for lack of initiative, funds or time (or a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from its members and managing bodies, but also due to the inception or revitalization of other cultural associations, namely those under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of Theatre D. Pedro V. After the Pacific War, the 1952 visit of the Overseas Minister, Sarmento Rodrigues, must be mentioned for it was during this visit that he officially inaugurated the then recently re-named Clube Militar. The ceremony, in itself, would not be such reason for reference. The relevance lied, however, in the political clout held by the illustrious visitor, the first high-ranking officer of Estado Novo (New state) ever to set foot on the remote province of the East. An honour for which Clube Militar would forever be grateful, as stressed the then chairman of the Board, major Acácio Cabreira Henriques: «For the fact in itself, and for the honour graced upon us by God of having the prestigious presence of the Overseas Minister officiating at this ceremony, His Excellency, Commander Manuel Maria Sarmento Rodrigues, illustrious representative of the Nation’s government, we thank you, for your patriotic and triumphant visit to the provinces of the East, that brought a fraternal embrace and moral comfort to all those who work in these far-away, but Portuguese to the heart, places». In 1970, on the occasion of its centennial and similarly to what had happened on the Golden Jubilee – the Club will not celebrate the event on the very exact day, but rather on August 13, some four months after the passing of the institution’s 100 years of existence. The commemorations consisted of a mass at Sé celebrated by bishop D. José Tavares, in memoriam of all members that had passed away. By night, governor Nobre de Carvalho and wife, joined by the province’s high-ranking officials, participated at a solemn congregation in the course of which the Club was decorated with the Order of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with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Briefing the audience on the life of the century-ol institution. At the end of the congregation, after a brief address by governor Nobre de Carvalho, the newspaper O Clarim reports, «the chairman invited the audience to join him in the garden next to the club’s headquarters, to “renovate itself in one of those soirées” of which Macau was rich in days gone by». The latest years: from lethargy to revitalization The 80s and 90s marked two distinct phase in the life of the prestigious club, decorated in 1993 with the Medal of Cultural Merit by the Governor of Macau. In the 80s, Clube Militar succumbs to a lethargic state, only rarely to be woken by sparse initiatives which, invariably, met with the almost total alienation of its members, especially and more apparently in the last half of the last decade. The Club’s finances were not that healthy then, and the years went by with the successive board of directors declaring their inability to change that state of affairs. «The Managing Bodies of Clube Militar would have liked to submit to their associates another “Balance Report”, one which would reflect a much livelier activity and sentiment. Because that is not possible, we hereby submit to you the simple and humbling reality». These same words, contained in the 1987 Balance Report, would be repeated over and over again in the final comments of the reports for the following two years. The financial constraints (that peaked in 1988) reduced the Club’s life to virtually a few and regular activities, with relevance to bridge and tennis events, the latter holding an enviable tradition in the life of the institution. Back in 1915, according to reports published in O Progresso – the special tennis sector began to accept «as members, not only gentlemen who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Grémio, but also any ladies who may wish to join» - a true “modernism” for those days. However, the tennis courts now established in Avenida da República, did not yet exist. They would only be inaugurated by the then Naval Military Tennis in 1932, and transferred by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Clube Militar in 1963. The tennis sector, as well as the bridge’s, never failed to organize its tournaments and competitions, namely with its Hong Kong and Canton counterparts. Nevertheless, those events or even excursions to Lapa Island and Sanchoan, to Beijing and Gueilin; one or two popular festivals on St. Anthony’s public holidays or Mardigras, or year-end and the club’s anniversary parties, organized between 1987 and 1989, were not enough to boost the association’s former dynamism – or, worse still, were contributing to overshadow the club’s plentiful history. Another factor that had made the Club so well-known in the past – the organization of conferences and recitals – was also barely alive. Worth mentioning within these exceptions, was the “lesson” on the history of Clube Militar delivered, in 1983, by attorney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one of the oldest members (published in a commemorative leafle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institution’s 113th anniversary), and a conference on the life of Camilo Pessanha by historian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in 1986. In 1989, the conference room heard admiral Leal Vilarinho speak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Portuguese Discoveries in this day and age”, organized in the ambit of a recital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conductor Simões Barreto’s Camões String Quartet, thus reviving a tradition that made history in Clube Militar. Meanwhile, however, the headquarters – restaurant, bar, snooker hall and reading room – never ceased to be a daily meeting point to the Portuguese community in this little portion of Chinese land, notwithstanding «the disaffection of the members», as the 1990 Directors’ Report reads. Illustrating the assertion with an example, they cited the fact that only 20 people participated in a “cultural afternoon” promoted that year… Contributing to that state of affairs, recognized the same report, was the «void in communication between members and Clube Militar» which, by then, congregated less than 500 members. These were, in fact, problems that future directors had to try and address: on the one hand, preempt the void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members and, on the other, attract new associates. The following years marked the turning-point in the Club’s life. Between 1991 and 1993, more than 400 people joined Clube Militar. Computerization of the club’s records is the next step, with a view to promote a more fluent form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ssociates, as well as a more efficient way of collecting the monthly fees. The improvements, along with the considerable expansion in donations, produced an immediate impact on the Club’s finances: the institution ends 1993 with comfortable financial liquidity. Obviously, these are the years when traditional activities are revitalized and new ways of mobilizing the members are put into practice, that echoed on the community at large, as well. The cultural venture “Let’s Discover Macau” coordinated by historians Jorge Cavalheiro,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and Beatriz Basto da Silva, was remarkably successful, with some eleven historic and cultural walks taking place between 1992 and 1993. Guided by those historians, the walks recorded an average participation of over 50 members per event, which toured the city and islands in a relaxed way. This enabled members to become more aware of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this enclave founded by the Portuguese of the 1500s. During this period, Clube Militar also added a few more memorable soirées to its record. Rui Veloso was the star at St. Anthony’s night, in 1992 and, on the following year, Carlos do Carmo, the great Portuguese fado interpreter, marveled an audience of 200 gathered at the Club to commemorate the match-maker Saint. Fado nights would be especially cherished by the directors, who brought to the club’s ballrooms other renowned names such as António Pinto Basto, Luz Sá da Bandeira and Mísia. Besides revitalizing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ancient association, the directors’ greatest bets in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were meant to ensure the institution’s future. Among those, two are particularly worth mention, in view of their great significance: the architectural renovation of headquarters’ building (which is detailed somewhere else in this book) and the review of Clube Militar’s statutes «adjusting its articles – some of which were no longer in keeping with the current reality – so as to ensure the Club’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beyond 1999». Little knew the three young Portuguese officers, whose fates entertwined in Macau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past century, that their concept would conquer time and, very probably, the winds of History. A História de uma Ideia de Portugal Que fariam, para matar o tempo, três oficiais portugueses- jovens de sangue quente espírito aventureiro- na macau de 1870? Rafael das Dores, alentejano de Évora, aos 23 anos, mal tinha sido promovido a alferes, embarcou para o Oriente. Em Macau, entre as muitas idas e vindas, a Timor, o alferes das Dores( major quando se reformou e regressou à metrópole aos 47 anos de idade) dedicou-se de corpo e alma a coleccionar jornais e revistas, publicados em língu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Do esforço resultaria uma valiosa hemeroteca, que doaria ao Clube União, mas de que, com o passar dos anos, se perderia o rasto. Este homem, que foi sócio da Sociedade de Geografia de Lisboa, que fez o curso de major com distinção e colheu elementos para um dicionário de tetum, chegou um dia a ser preso em Timor e deportado para Macau, onde foi solto, depois de anulado o respectivo processo. Mais glória conheceu a carreira militar de Manuel Azevedo Coutinho. Quando morreu, em Maio de 1903, era general-de-brigada, várias vezes condecorado, destacando-se o grande oficialato e a comenda da Ordem de Aviz. Em 1891, comandou a primeira expedição do exército português a Moçambique, onde chegaria a desempenhar as funções de governador interino do distrito de Lourenço Marques-“com a major actividade e energia”, como nota o dicionário Portugal. A mesma fonte destaca como“uma das suas primeiras commissões mais impotantes ” a passagem pelo Território, na década de 1870, então um jovem capitão na casa dos trinta. Aqui comandou a 1ª Companhia de Artilharia (onde o alferes Rafael das Dores foi incorporado à chegada a Macau), tendo cooperado “inteligentemente com o conde de S. Januario, quando governador de Macau, na escolha de armamento e artilharia d’aquella possessão”. Oficial do Exército, condecorado com algumas das mais altas distinções do Estado, Benemérito da Pátria e explorador africano, são, em síntese, os créditos do nosso terceiro homem: Henrique Augusto Dias de Carvalho. A Grande Enciclopédia Portuguesa e Brasileira dá dele uma biogarfia aventurosa, cheia de altos e baixos, com passagens por África – o África profunda-e pelo Extremo Oriente. A missão que, em 1884, chefiou ao país da Lunda, à corte de Muatiânvua, valeu-lhe um lugar na História, embora maculado por acusacões de fraude, engendradas por um colaborador sem escrúpulos, que, afinal, viriam a revelar–se infundadas(mas que, entretanto, já lhe tinham custado um ano de reclusão no Castelo de S. Jorge). Sobre a viagem a Lunda, de que foi o primeiro governador, produziu vasta bibliografia abordando variadíssimos aspectos daquela zona e do seu povo, desde a geografia às línguas autóctones, passando pela história. Mas o explorador da Lunda inciara a sua caminhada para a imortalidade muitos anos antes, em Macau. Ainda com a patente de alferes, começou por prestar serviço nas Obras Públicas, pondo em prática os seus conhecimentos de engenharia adquiridos na Escola Politécnica, em Lisboa. A ele se deve o projecto de engenharia do edifício orginal do Hospital Conde de S. Januário, uma obra que, ao tempo, foi elogiada pela Real Sociedade de Arquitectura e Arqueologia de Lisboa. É também a Henrique de Carvalho que os investigadores tendem a atribuir o projecto de arquitectura do edifício do Clube Militar, de que foi, com Rafael das Dores e Azevedo Coutinho, um dos fundadores. A ideia e a fundaçáo A verdadeira“arquitectura” do vetusto Grémio Militar é, contudo, do foro emocional. No que a ideia de pátria tem de passional. Macau, como vimos, constitui o único elo de ligação entre os três fundadores. Se houve contactos posteriores ao período em que se encontraram em Macau, delesnão rezam os documentos disponíveis. No entanto, a sua efémera convivência macaense haveria de congeminar uma obra, uma instituição, que sobreviveu, a eles e à roda do tempo. A ideia partiu do jovem alferes alentejano, como se pode verificar na Acta de Fundação: “ Aos vinte dias do mês de Abril de 1870, na sala dos oficiais do Quartel do Batalhão de Infantaria, reunidos os oficials ao serviços do referido Batalhão, propôs o alferes Dores organizar-se um Grémio não só para ponto de reunião, como,mui principalmente, para nele se estabelecer uma biblioteca de livros militares, cientificos e de qualquer outro assunto, havendo tambem jornais, jôgo de armas e de todos os permitidos por lei. Aceite a proposta pela corporação , nomeou o chefe da mesa preparatoria, da qual tomou a presidencia, a fim de imediatamente se proceder por escruitinio á eleição dos oficiais que deviam elaborar o projecto de estatutos para o referido Gremio. Recolhidos os votos, foram eleitos: presidente, o capitão Manual de Azevedo Countino, vogais, o tenente Henrique Augusto Dias de Carvalho e o alferes Rafael das Dores, sendo este o secretario. Nomeada a comissão, ficou logo convencionado que podiam ser sócios do Gremio todos os oficials de exercito, marinha, reformados e aspirantes. Em seguida o presidente deu a mesa por dissolvida e encarregou a comissão de fazer convidar para socios todos os oficiais nas circunstancias acima, sendo estes os fundadores, os quais avisariam para as sessões em que forem presentes os estatutos, e assim terminou esta reunião do dia 20 Abril de 1870.” Desde esse momento - os lugares comuns, e o seu irresistível poder de síntese , são inevitáveis - a história do Grémio Militar ficaria intimamente ligada à história do último século da presença portuguesa no enclave do sul da China. Ou, pelo menos, a uma boa parte. A primazia dos militares, na condução do governo e na administraçã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plicará por si o protagonismo que o Grémio teve, durante largas décadas, no seio da comunidade lusófona local. Restrito, de início, à elite da família militar (admite apenas como sócios, estatutariamente, “os Oficiais Militares” ), o Grémio acabaria, no entanto, por abrir as suas portas aos civis, leiase, “os civis e os estrangeiros que pela sua posição social e educação tenham jus a frequentar o Clube.” (“Para efeito do § anterior a categoria mínima do funcionário civil do Estado é de segundo-oficial.”) Embora estas disposições constem já dos novos estatutos, aprovados em 1953 e revistos em 1964, elas vigoravam desde as primeiras décadas da instituição – uma reforma aos estatutos, em 1872, prevê a admissão de “cavalheiros a quem forem conferidas honras de officiaes militares” como sócios extraordinários, e notícias publicadas na imprensa, em 1890, revelam que entre os “71 sócios do grémio” se contam “28 membros não militares”, incluindo sete ingleses. Um número aparrentemente reduzido, que estaria no centro das preocupações dos responsáveis do Grémio, várias décadas depois. Só assim se compreende que a direcção de 1937, ao tomar posse, tenha decidido levar a cabo uma campanha de angariação de novos membros, enviando uma circular para os residentes militares e outra para os civis. Nesta última, escrevia o brigadeiro Vasco Temudo de Vera: “Os novos Corpos Gerentes do Grémio Militar, tendo tomado conhecimento de que aigumas pessoas da classe civil, residentes nesta Colónia não faziam parte daquela Instituição, resolveram vir junto de Vossa Excelência, por este meio, convidando-o a fazer-se sócio do referido Grémio que se sentirá bastante penhorado e honrado com a sua adesão a este apeio.” A campanha não terá sido muito bem sucedida, porquanto no final se inscreveram apenas dez novos sócios; cinco civis e cinco militares. Isto apesar do veemente apelo – quase um “grito” de sobrevivência – que o brigadeiro Temudo de Vera fez, na outra circular, aos camaradas de armas: “Ao assumirem os seus lugares os novos Corpos Gerentes do Grémio Militar, imediatamente reconheceram a impossibilidade de fazer progredir esta instituição, em virtude do limitado número de sócios que tem inscritos. Ao visitarmos as agremiações similares estrangeiras convencemo–nos de quanto pode o espírito de cooperação e o interesse de todos pelo bem comum. Porque não havemos nós de elevar o nosso grémio ao nível daquelas agremiações? Só de nós, oficiais, isso depende. É de facto , o Grémio Militar uma instituição para todos os residentes de Macau que estejam ao abrigo dos seus Estatutos, mas não deixa por isso de ser uma instituição especiaimente militar. ” Com maior ou menor apolo dos oficiais militares, a crise seria ultrapassada. Do Grémio ao Clube “O fim da sociedade é adquirir livros nacionais e estrangeiros de assuntos militares, navais históricos, científicos e quaisquer outros de utilidade; bem como de proporcionar aos sócios, a leitura de jornais d’armas e de todos os demais permitidos por lei: tudo para instrução e recreio dos mesmos sócios” Estes nobres princípios lavrados nos estatutos de 1870 seriam “subvertidos” em 1953, facto que leva o P.º Manuel Teixeira a dividir a história do Clube Militar em dois grandes momentos, definidos pelas mentalidades de duas gerações distintas: “A geração de 1870 – coeva dos Vencidos da Vida – fundou o grémio (…) tendo em vista a instrução e recreio dos sócios. Primeiro a instrução, depois o recreio. Para isso, a geração de 70 organizou uma biblioteca riquíssima, em que existiam as primeiras edições das obras de Camilo, Eça, Antero, Ramalho, Junqueiro, Enes e tantos outros. Veio a geração de 1953 e começa por mudar o nome: a criança baptizada com o nome de ‘Grémio’, em 1870, passou, aos 83 anos, a chamar-se ‘Clube’. Parece que o motivo foi porque o vocábulo ‘grémio’ passou a cheirar a ‘esturro revolucionário’. Esta mudança revela a metalidade da geração de 1953: - o Clube é para recreio e instrução. Primeiro, recreio; depois, instrução.” A alteração da ordem destas duas vertentes foi sintomaticamente decretada nos estatutos de 1953, que, logo no seu artigo primeiro, preconizavam: “A sociedade denominada ‘Clube Militar de Macau’ tem por fim o recreio e instrução dos seus sócios e suas famílias, a organização de saraus, reuniões e conferências, uso da biblioteca, apetrechada de harmonia com o estado financeiro do Clube”. E o pior é que este último condicionalismo (e a própria “mudança de mentalidades”) terá sido fatal para um dos patrimónios mais valiosos da instituição, angariado ao longo das primeiras oito décadas de existência: a sua biblioteca, referência obrigatória de todos os intelectuais macaenses, que dela usufruíram. Henrìque de Senna Fernandes, numa palestra proferida no 113º aniversário do Clube: “Eu conheci essa biblioteca e fui dela um leitor assíduo (...). Dessa biblioteca nada existe hoje, furtada, roída pela formiga branca ou queimada como foi, a monte, no tardoz do edifício”. De facto, em 1959, a direcção do Clube determinava, no âmbito de um projecto de remodelação do edifício, a “execução de obras na sala da Biblioteca de modo a que as suas paredes fiquem iguais às do salão”. Preconizava ainda que se conferissem os livros existentes e que os “approveitáveis (fossem) entregues para guarda e conservação à Biblioteca do Q. G., destruindo os que estão atacados de formiga branca”... O património de pedra Um valor patrimonial que se mantém, com a mais valia da vetusta idade e da sua traça colonial, pesem embora sucessivas remodelações, é o edifício do Grémio – inscrito na Conservatória do Registo Predial a 8 de Junho de 1872. “Predio urbano de um andar que contem 13 janelas, 6 portas que deitam para as varandas e 2 de serventia, medindo a area de toda a propriedade dois mil duzentos e onze covados quadros portugueses; é situado na Rua da Praia Grande entre o jardim e a Fortaleza de S. Francisco, freguesia da Sé, e tem o numero de policia; confina pelo Norte com a parada do Quartel do Batalhão de Linha; pelo Sul com a rua publica; pelo Nascente com a Fortaleza de S. Francisco e pelo Poente com o jardim publico. Não teve este prédio dono anterior por ter sido mandado edificar pelos actuais donos. Calculei o valor venal deste predio em presença do referido documento apresentado e da declaração do apresentante em doze mil patacas e o seu rendimento liquido anual setecentas patacas.” Foi o capitão Azevedo Coutinho, na qualidade de presidente, que procedeu ao registo predial da sede do Grémio Militar. 30 anos depois, o edifício ameaçava ruína, tendo o Governo decidido arcar com os custos de reparação, estimados em 1.670$720 patacas. Novas obras de vulto foram realizadas depois da Guerra do Pacífico, devido ao estado depauperado em que as instalações tinham ficado, por terem andado de mão em mão. Primeiro, nos tempos difíceis de 1941-45, serviram de abrigo a refugiados de Hong Kong. Depois,em 1945, o governador, que tinha ficado com o controlo do edifício, decidiu ali instalar a Repartição da Fazenda. Em 1951, depois de a Fazenda passar para o antigo Palácio das Repartições, o Governo nomeia uma comissão para levar a cabo a recuperação do edifício. À sociedade do Grémio, o Governo paga 31.920,00 patacas, a título de reembolso, pelos anos em que ocupou gratuitamente a sua sede, conferindo-lhe ainda donativos da ordem das 16.500,00 patacas. É deste dinheiro, cerca de 48 mil patacas ao todo, que a direcção se serve para repor a dignidade perdida do velho clube. Foi igualmente necessário proceder à renovação do mobiliário, que practicamente desaparecera ou estava arruinado. Salvou-se o piano. Monsenhor Teixeira conta a história: “Um dia, o tenente Manuel Vieira entra no Grémio e depara-se-lha esta cena à americana: um refugiado a tocar ao piano música de cabaret e dois melros a cantar e a dançar em cima do mesmo piano!... Perante este espectáculo tão edificante, ele pediu ao Cap. Salgado que permitisse recolher o piano no Quartel de S. Francisco para salvar esse pobre refugiado das carícias febris dos refugiados...” Quis o destino que o capitão Salgado, amante do desporto náutico, naufragasse no seu veleiro, em águas chinesas. Preso e levado para Cantão, seria mais tarde visto a vaguear pelas ruas daquela cidade, onde esteve cerca de três anos. E o piano do Grémio, que tinha sido confiado à sua guarda, ficou também em paradeiro incerto. Até que... “Um belo dia, os militares deram um sarau no Ginásio do Liceu, no Tap-Seac, junto da casa do Tenente Vieira; este viu com surpresa o piano do Grémio a ser transportado para o Ginásio!” Facilmente, o tenente Vieira provou a “paternidade” do piano, e este lá voltou à casa... O outro património Além das paredes rosa que ainda hoje se erguem nas imediações do Quartel-General e do Jardim de S. Francisco, o Clube Militar encerra um património muito mais valioso e perene. Justamente o que se passou dentro das suas paredes e que agora nos surge em relatos mais ou menos circunstanciados da imprensa de outras épocas. Voltando aos primórdios da instituição, verificamos que, logo em 1872, ano de inauguração do edifício, as saraus do Grémio faziam já parte do calendário social da província mais a leste do império. E rivalizavam com as “soirées que S. Ex.ª o Sr. Vinconde de S. Januário inaugurou quinzenalmente no Palácio do Governo, (as quais) têm estado ultimamente bastante concorridas e animadas”. Até final do século, noites houve, memoráveis. Como aquela, em Dezembro de 1889, abrilhantada por uma artista lírica de primeira grandeza... “Miss Howard revelou-se uma artista de reconhecido mérito, possuindo uma voz das que raras vezes se encontram fora dos palcos líricos de primeira ordem. O Salão do Grémio era pequeno de mais para as vibrações possantes daquela voz sonora e volumosa que nos fortes quási abafava o colorido que ao acompanhamento imprimia o violino. A ária da Favorita ‘O mio Fernando’ achou na exímia artista uma interpretação fiel e correcta, que deveria agradar ao próprio Donizetti, se ele podesse apreciá-la. D. Annie Loureiro cantou a preghiera do Othelo e o miserere do Trovador e o Fausto, este último correu brilhantemente na parte que tocou à distinta amadora, quer na strofe de Liebel ‘Lui parlate dámor’, quer na cena della Chiesa, sem dúvida alguma, a chave d’oiro do concerto...” (O Independente, 5/12/1889) Annie Loureiro era, aliás, uma habituée dos serões do Grémio e é várias vezes citada na imprensa da época como uma das vozes mais talentosas que por ali passaram. Noutra ocasião, por exemplo, ela “exibiuos recursos da sua voz suave, maleável e bastante volumosa, na ária de Ernani e sobretudo na magistral e mimosa berceuse da Dinhorah”- diz O Independente, sem esquecer que “D. Maria da Silva (soprano) e D. Petronila da Roza (mezzo-soprano) foram rigorosamente correctas na interpretação dos trechos que cantaram.” Para os “cavalheiros amadores”, que actuaram neste mesmo sarau, não há adjectivos; apenas referência aos nomes: “Constâncio Silva, violino, António da Silva, piano, J.F. da Silva, J. Carvalho e o Dr. Gomes da Silva.” Se descrições como estas são frequentes na imprensa portuguesa, até sobretudo aos primeiros anos deste século, a sociedade do Grémio atingia a “idade de ouro” com graves problemas de liquidez financeira. A direcção não podia, contudo, deixar passar em branco os cinquenta anos da instituição. E à falta de verbas próprias (O Macaense, de 25/4/1920, alegava que as reservas do Clube “não vão além de... CEM patacas!”), promovia uma soirée custeada por subscrição entre os sócios. Contra o facto insurgia-se o mesmo jornal, desferindo duras críticas à gestão do Grémio: “Eu creio ser de comesinha ciência económica viver só...dos rendimentos próprios e não ir além do orçamentozinho das respectivas receitas. Quem não tem dinheiro, não dá festas”. A direcção do Grémio não se demoveu com a catilinária e marcou a festa do Jubileu de Ouro. Não, é certo, na data da efeméride (20 de Abril), mas a 7 de Maio. Mais valia que o não tivesse feito... “A soirée do Grémio Militar, que deveria solenizar o quinquagesimo aniversario da sua fundação e a que ia sucedendo o mesmo que ao noivo infeliz da Gran-Duquesa: De dia para dia fatal demora O casamento ficado tem, Pois chegado a hora, diz a noiva, Ainda não, para o mês que vem, afinal lá se realizou no sabado, 7 de Maio, dia que não marcou no calendario, aniversario algum, nem mesmo o de nenhum dos Senhores directores ou o de qualquer pessoa de categoria da colonia.” Começava assim a longa crónica de O Macaense de 10 de Maio de 1920, continuada no número seguinte. O tom sarcástico endureceria para o final. Antes porém o articulista ressalvava a actuação de dois artistas da terra, amadores de raro talento. No caso de madame Serrão, o cronista adiava, para ocasião de obra de maior fôlego do que aquela que lhe fora dado interpretar na soirée do Grémio, uma apreciação do virtuosismo latente da pianista, “pois me parecue que tem temperamento de artista, na maneira e modo de se conduzir no piano”. Já quanto a Bernardino de Sena Fernandes, “é, no nosso meio, um violinista de alto valor, não só pela nitidez, como pelo brilho e afinação com que, a sua firme arcada, arranca as notas do violino, como pela delicadeza e mimo com azmorazando imprime um gosto rafiné às peças de música, que com mestria executa”. Do concerto passou-se às danças... e caiu o Carmo e a Trindade! “Uma banda inteira, com bombo, tambores, pratos, pifaros e trombones, no Gremio como orquestra de soirée, é lembrança, que desde 1870 até hoje, não passou pela cabeça de nenhum dos seus diversos directores. Qui mêdonho!!!! Mas a quem pertencerá o cérebro portentoso, onde germinou a genial ideia de fazer, duma soirée do Gremio, um arraial minhoto ou transmontano?” Mais adiante, com o empolgamento de quem as escrevia, as críticas adquiriam já o tom da contestação poçítica: “Sim, senhor, piramidal lembrança esta, duma quadrilha de honra, em plena Republica, em cheio democratismo, ali no Grémio, em que todos somos iguais, perante os estatutos e as respectivas quotas, que pagamos! Pessoas de categoria, ali no Grémio? Hai que distinguir! Felizmente que, na ceia, que, vá de dizer, foi esplendida (menos a sopa de rabo de vaca e as pombas sem rabo), só cada um se preocupou em a honrar com bons e formidáveis apetites, pondo de parte exibições grotescas de pedantices, improprias da época que atravessamos e do Regimen em que vivemos. Ora, pois!...” O Grémio e a política Se, nos tempos “formidáveis” da l República, o debate político marcava a cadência do quotidiano, o Grémio, obviamente, não se podia furtar a esta realidade. Mas o envolvimento do Grémio na “coisa” política já vinha de trás – é bem de ver. Entre os anos de 1889 e 1890, estala nas páginas de O Independente e de O Macaense acesa polémica envolvendo o Grémio Militar. Num primeiro momento, a questão que se colocava era a proposta criação de um Grémio dos Sargentos, com a qual O Independente se mostrava solidário. Apresentava–se, no entanto, um problema: “Onde a casa para a installação do Grémio? Onde obter meios para a sua construcção ou ao menos para o seu aluguer?” A solução, segundo o jornal, deveria ser indêntica à que fora seguida para o clube dos oficiails, isto é, com a comparticipação do Estado. Senão, vejamos: “Apesar de ter o edifício do Grémio Militar sido construido pelos fundadores da associação, que ali dispenderam tempo, capital e trabalho, ainda assim o edificio do Grémio dos officiaes não existiria talvez hoje ainda, se não fora a protecção do estado, que lhe cedeu terreno, materiaes de construcção, etc.” Claramente apologista da associação dos sargentos num organismo de classe, o artigo de O Independente denunciava uma certa discriminação que o Grémio Militar fazia relativamente aos oficiais subalternos da Guarda Policial – sargentos, promovidos localmente – que não eram admitidos no clube dos oficiais, o Grémio Militar: “(...) d´onde provém que os officiaes do batalhão do ultramar se inscrevem sócios do Grémio, desde que chegam a Macau, e os officiaes da Guarda Policial entram nesta colonia e d´ella saem, sem terem visto o edificio do Grémio, senão por fora?” E concluía o articulista: “O sargento em Macau, quando promovido a alferes, continua a ser sargento... com divisas d´oiro.” Mas se neste ponto O Independente mostrava inequivocamente a sua posição, já no segundo caso, no ano seguinte, apresentava uma posição dúbia sobre o tema do momento: a fusão do Grémio Militar e do Club União, sociedade que congregava, maioritariamente, os “filhos da terra”. “Não somos adversos à fusão, como não lhe somos favoráveis. Não defendemos nem atacamos essa ideia”, dizia O Independente, que, a seguir, atalhava com uma aparente contradição: “Ora, a nosso ver, a fusão seria o primeiro passo – e passo agigantado – para a destruição completa das duas sociedades de recreio que Macau possue ainda hoje”. Afinal, era ou não adverso à fusão? Para esta contradição O Macaense recomendava, na resposta, o ensinamento de Boileau: “Avant donc que d´écrire, apprenez à penser”... Iniciando um extenso artigo sobre a matéria, a sublinhar que, no seu entender, a questão estava arrumada – “desde que soubemos que alguns sócios do Grémio não estavam pela fusão -, O Macaense passa ao ataque, rebatendo ponto por ponto as alegações d´O Independente – o qual, entre outras coisas, apresentava como obstáculo à fusâo o facto de “não estarem os sócios do Club adaptados ao meio e costumes europeus”. A isto, O Macaense chamava um “figo”: “O facto de serem 15 macaistas sócios do Grémio, é prova que lhes não repugna pertencerem áquella sociedade, que conta tembém 7 inglezes. Parece que a questão de raças é um pezadelo constante do articulista, que decididamente deve ser de raça differente da nossa, embora seja portuguez pelo nascimento. Não é esta a primeira vez que combatemos essa maldosa tendencia do Independente, que parece que jurou semear debalde a sizania e desharmonia entre os filhos da terra e os do reino, leventando tolamente a questão das raças, e inventando odios que não existem e antagonismo d´interesses, que nem o diabo seria capaz de imaginar.” Vigoroso. Mas a fusão, essa, nunca se concretizou, nem o Club União sobreviveria ao Grémio Militar. (O mesmo acontecendo ao Club dos Sargentos, cuja vida efémera seria dissolvida em 1916, por portaria do Governo.) Monarquia e República No estertor da Monarquia, em Janeiro de 1909, realizou-se no salão do Grémio Militar a inauguração do retrato do rei D. Manuel II, oferecido pelo próprio à instituição macaense. À solenidade, presidida pelo governador José Alves Roçadas, estiveram ingualmente presentes, “de entre muitos cavalheiros de distincção, (o bispo D. João Paulino,) e um grupo de damas que, com a sua presença, mais brilho deram a este acto solemne”. E a D. Manuel II foi enviado um telegrama com o seguinte teor: “Ajudante Campo Sua Magestade. - Lisboa. – Grémio Militar Macau pede Vossa Excellencia participar El-Rei sessão solemne hoje inaugurou retrato Sua Magestade. Agradece subida honra offerecimento. Direcção.” Mas na ressaca da cerimónia, Rosa Júnior, desfiando um libelo acusatório a D. Manuell II (“o rei que cingiu a corôa tinta do sangue do pae e do irmão”), escrevia, nas páginas de Vida Nova. “A inauguração do retrato de El-Rei não foi realmente uma homenagem pessoal prestada a D. Manuel II. Não! Culpados, convictos e confessos, do seu luto e das suas lagrimas, da sua posição social e das suas responsabilidades, seria uma ignominia: D. Manuel é um rei constitucional e um rei constitucional é sempre um symbolo que representa uma ideia, ideia que traduz um facto: Patria! E foi perante este complexo de ideias, de sentimentos, de aspirações, de necessidades, de interesses, de trabalhos, de esforços, de tradições, de luctas, de sacrificios, de glorias e de triumphos, foi emfim, perante a Patria que os portuguezes de Macau contrahiram um solemne compromisso: emendar os erros do passado, conjurar os perigos do presente, e preparar a defeza do futuro.” O “futuro” e “os perigos do presente” estavam aí: a República chegava no ano seguinte. O Grémio mal se tinha adaptado à nova situação – a maioria dos sócios seria mesmo de afectos ao ancien régime – e novo embaraço estoirava, intramuros. O caso, visto a esta distância, não se nos afigura muito claro, mas o certo é que a imprensa da época chegou a falar em “desacatos”, “desordens” e “violências”. Como se viria a provar, os receios eram todos infundados. A história, contada pelo jornal lisboeta A Voz, 50 anos depois: “Deu-se a circunstância curiosa de o Padre Nunes (futuro bispo de Macau) ter sido convidado para proferir uma conferência no Clube Militar local, ainda durante a monarquia mas... rebenta a revolução republicana e a data, em que a conferência devia ser proferida, incide precisamente umas semanas depois de 5 de Outubro. O tema da conferência era, se não nos enganamos, Missionários e soldados na história portuguesa.” Enganavam-se. O tema era “o reformismo chinês”. Mas não era tanto o tema que suscitava a celeuma, antes, como descrevia o jornal, a “raça” oratória do conferencista. A conferência “tinha sido anunciada pelos jornais e, numa cidade como em Macau, tão escassa de acontecimentos, em 1910, natural era que tivesse excitado a curiosidade, tratando-se tanto mais de um orador de raça como o padre Nunes, cujas reconhecidas qualidades oratótias se encontravam então em plena pujança”. Que fariam então os dirigentes do Grémio? Deixariam realizar-se a conferência, ou dissuadiriam o sacerdote de a levar adiante? A segunda via pareceu-lhes a mais apropriada, tanto mais que “avolumavam-se os boatos e falava-se em desordens e violências, caso se desse o ‘escândalo inaudito’ de um Padre fazer uma conferência num Clube Militar, a dois dias (?) da revolução republicana.” Inaudito? Escândalo? “Optou, portanto, a direcção do clube pela solução que lhe pareceu mais cómoda: persuadir o Padre Nunes a desistir e insistiu várias vezes nesse sentido, pintando o quadro a cores carregadas. Trabalho baldado. Declarou-lhes que no dia e hora aprazados estaria no clube militar e que a única maneira de impedi-lo era fecharem-lhe as portas, ou então, ajuntava ironicamente, que se declarassem incapazes de manter a ordem pública”. Afinal, não houve escândalo, nem desordens, tão-pouco violência. O padre proferiu a palestra, cativou os presentes, e foi aplaudido no fim. A audiência, essa, como vinha sendo frequente, foi escassa: “Completa ausência de senhoras, poucos civis, apenas alguns militares”. A crítica surgiria em A Verdade (17/11/1910): “Há um ponto (...) na conferência, que nos provoca um ligeiro reparo e é aquele em que S. Revma. opinou ‘que só o Cristianismo poderá pôr um freio à torrente de ambição, que a organização desse povo de 450 milhões de entes humanos em moldes ocidentais desencadiava’... Pois não lhes basta para isto o confucionismo, essa doutrina tão encarecida há tempos pelo mesmo Sr. Pe. Costa Nunes na sua série, de ‘cartas da china’, onde até parecia pôr as doutrinas de Confúcio acima das Cristo? Mas não era mau, não, que esse povo se abraçasse ao Cristianismo e, então, agora que a jesuitada é corrida também de portugal, e mais preciso se lhe torna um novo campo, onde escrever a sua benéfica acção... Que pechincha não seria!...” De “Artilharia e Couraças” a Camilo Pessanha A intervenção do futuro cardeal, no salão do Grémio, encerrava um ciclo pródigo e regular de conferências, iniciado em 1090 com uma prelecção do emérito jornalista Manuel da Silva Mendes. Vida Nova, 7/3/1909: “Feliz e lúcida ideia a da direcção do Grémio Militar em proporcionar uma série de conferências sobre palpitantes assuntos de interesse local e geral. A primeira foi no dia 3 de Janeiro: feita pelo Sr. Dr. S. Mendes, sobre Lau-tze e a sua doutrina segundo tau-te-king. A segunda realizou-se no dia 25, quinta-feira, sendo o conferente o Sr. Dr. Leitão, cujo tema foi: A Sanidade de Macau – Traços de Higiene Urbana e Social. Escusado será dizer que ambos os discursos a todos agradaram”... Deste período há ainda a referir, entre outras, as conferências de Àlvaro de Melo Machado – ajudante de campo do governador Eduardo Marques, a quem sucederia no cargo -, e do engenheiro Miranda Guedes, um dos responsáveis pelo desenvolvimento dos portos de Macau. Antes ainda de o padre Nunes encerrar este ciclo, teria a palavra no elegante saláo do Grémio o Sr. Eduardo Azambuja Martins para falar sobre a “Guerra Peninsular”, precisamente no dia em que se comemorava o primeiro centenário da Batalha do Buçaco. E Azambuja Martins mostrou-se profundo conhecedor do assunto, ou não cuidaria A verdade (6/10/1910) de “exigir” à direcção do Clube “a publicação integral do seu belo trabalho, para aqueles que não tiveram o prazer espiritual de o ouvir, o possam conhecer como merece”. Se não neste caso, o conselho seria seguido noutros, e algumas dessas palestras chegariam até aos nossos dias em letra de forma. Os assuntos relacionados com a ciência da guerra, com a ciência em geral e com a história da pátria, é bom que se diga, constituíram os leitmotive das conferências e palestras que o Grémio Militar, logo na sua fundação, se propôs levar a cabo. A primeira conferência de que há memória remonta a Janeiro de 1873 e versou o bélico tema “Artilharia e Couraças”. A segunda, a 13 de Maio desse ano, ocupou-se já de “Algumas consideracções sobre a história Pátria”. E se à primeira conferência, proferida pelo segundo-tenente da Armada José Maria Teixeira Guimarães, apenas uma senhora, a baronesa do Cercal, se dignou comparecer, já à segunda, “pelo simpático e inteligente guarda-marinha F. A. Da Fonseca Regalha” a Gazeta de Macau e Timor “ameaçava” que “grande número de senhoras tencionam honrar” o estudioso moço com a sua presença. Vá lá saber-se porquê! Certo é que nove senhoras aprimoraram a ilustre assistência, numa reunião que se estendue a “soirée dançante”, após o chá e refresco do costume. Eram tempos de grande dignidade do Grémio, cuja fama ultrapassava mesmo as fronteiras de Macau. Veja-se o que dizia, por essa altura, noticiando o ciclo de conferências, o Porvenir Filipino. “(...) en Manila no hemos podido no solamente una instituicion taninportante como la de Macao, sino que hasta se hace impossible el sostenimiento de um Casino o sociedade recreativa”. Mas este relance sobre as conferências e palestras do Grémio não poderia certamente olvidar um cair de tarde desse Março distante de 1915, em que usou da palavra vulto grande das letras portuguesas. Camilo Pessanha foi ao Grémio falar sobre o vasto e complexo tema da língua chinesa, tendo o poeta, então professor liceal, começado por confessar humildemente que não era sinólogo mas simples dilletante da sinologia. Não cabe neste trabalho aprofundar a exposição de Pessanha, mas será interessante recordar como o poeta de Clepsidra terminou a sua intervenção (O Progresso, 21-3-1915): “Concluiu por um appelo, dirigido a tantos portuguezes moços que os acasos da fortuna ou o dever profissional condemnam a passarem n’esta remotissima e exigua possessão portugueza – verdadeira prisão com homenagem – alguns annos de mesquinha vida intellectual, para que dediquem ao estudo da lingua chineza e da civilização chineza, nos seus multiplices aspectos, as horas que dos sues serviços obrigatorios lhes restarem livres, - pois que, alem do alto serviço que com esse estudo prestarão á patria portugueza, auferirão do seu próprio esforço ineffavel deleite espiritual.” Obviamente, a sugestão – salvo raras e honrosas excepções – caiu em saco roto... Os tempos modernos O protagonismo do Grémio Militar na vida intelectual e lúdica do enclave foi-se esbatendo, progressivamente, a partir da segunda metade deste século, em parte por falta de iniciativa, de verbas ou de tempo (ou as três juntas) dos seus sócios e direcções, mas também com o advento e revitalização de outras associações culturais, mormente as que gravitavam em torno do Teatro D. Pedro V. Depois da Guerra do Pacífico, há a registar a visita do Ministro do Ultramar, Sarmento Rodrigues, em 1952, que inaugurou oficialmente o recém-designado Clube Militar. O momento, em si, não se revestiu de grande interesse. O relevo da ocasião resultava tãosó da importância política do ilustre visitante, o único alto responsável do Estado Novo que até então visitara a remota província do Oriente. Deferência pela qual o Clube Militar ficaria eternamente reconhecido como ressalta das palavras do major Acácio Cabreira Henriques,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Administrativa, ao tempo: “Pelo facto em si e por a Providência nos haver proporcionado a honra da presença neste acto, da prestigiosa figura do Ilustre Ministro do Ultramar, Exmo. Comandante Manuel Maria Sarmento Rodrigues, lídio representante do governo da Nação, que numa viagem patriótica e triunfal às províncias do Oriente, veio trazer o abraço fraterno e o conforto moral a todos os que labutam nestas longínquas parcelas de Terra bem Portuguesa”. Em 1970, por ocasião do seu centenário – e à semelhança do que acontecera no Jubileu de Ouro -, o Clube não assinala a efeméride no próprio dia. Fá-lo a 13 de Agosto, cerca de quatro meses depois de a instituição ter cumprido 100 anos de existência. As comemorações constaram de uma missa na Sé Catedral, celebrada pelo bispo D. José Tavares, em sufrágio dos sócios já falecidos. À noite, o governador Nobre de Carvalho e esposa, juntamente com as demais individualidades da província, participaram numa sessão solene em que o Clube foi condecorado com a Ordem do Infante D. Henrique, tendo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proferido uma palestra sobre a história da insituição. Encerrada a sessão, após breves palavras de Nobre de Carvalho – e segundo relato de O Clarim -, “o 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convidou os assistentes a deslocarem-se para jardim anexo à sede do clube para se ‘renovar uma daquelas soirées’ de que Macau era fértil nos tempos antigos”. Os últimos anos: Do torpor à revitalização As décadas de 1980 e de 1990 marcam duas fases distintas na vida da prestigiada agremiacão, condecorada, em 1993, com a Medalha de Mérito Cultural, pelo Governador de Macau. Nos anos 80, o Clube Militar mergulha nalgum torpor só a espaços sacudido por iniciativas esporádicas que, invariavelmente, esbarram no quase alheamento dos seus associados- uma realidade mais evidente na segunda metade da década passada.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o Clube não era, então, famosa, e os anos passavam com as sucessivas direcções declarando a sua impotência para alterar o estado de coisas: “Os Corpos Gerentes do Clube Militar de Macau gostariam de apresentar aos sócios um outro ‘Relatório e Contas’,em que transparecesse uma vida e dinâmica do Clube muito maiores. Tal não é possível e, por esse facto, apenas apresentamos a simples e humilde realidade.” Estas linhas, constantes do “Relatório e Contas” de 1987, foram repetidas, praticamente sem alterar uma vírgula, nos considerandos finais dos relatórios dos dois anos seguintes. As dificuldades financeiras (que atingiram o ponto mais crítico em 1988) reduziram a vida do Clube quase só às suas actividades pendulares, com destaque para as secções de bridge e de ténis , esta última uma secção com pergaminhos na instituicão. Em 1915- segundo notícias veiculadas em O Progresso-, a secção especial de ténis passava a admitir “como sócios(...), não só os cavalheiros que não sejam sócios do Grémio, mas também as senhoras que desejam inscrever-se” –uma verdadeira “modernidade”, ao tempo. Ainda não existiam, no entanto, os actuais campos de ténis na Avenida da República. Estes seriam inaugurados pelo então Ténis Militar Naval, em 1932, tendo passado para as mãos do Clube Militar, em 1963, por portaria do Governo. A secção de ténis, tal como a de bridge, nunca deixou de organizar os seus torneios e competições, mormente com organismos congéneres de Hong Kong e de Cantão. Mas além disso, inciativas como excursões à ilha da Lapa e a Sanchoão, a Pequim e a Kuai Lam, um ou outro arraial de St.º António ou baile de Carnaval, e festas de fim de ano e de aniversário do Clube, organizados de 1987 a 1989, não chegavam para esconder a falta de dinamismo da agremiação, dando apenas uma pálida imagem do seu rico historial. Outra vertente em que o Clube, no passado, se distinguira – a organização de conferências e palestras – manteve-se também com carácter esporádico. Destaque-se a “lição” sobre o historial do Clube Militar pelo advogado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um dos sócios mais antigos, em 1983 (editada em opúsculo comemorativo de 113.°aniversário da instituição), e uma conferência sobre a vida de Camilo Pessanha, pelo historiadora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em 1986. Já em 1989, o salão de conferências escutou o almirante Leal Vilarinho,a falar sobre “A importância actual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no âmbito de um sarau cultural em que actuou o Quarteto de Cordas Camões, do maestro Simãos Barreto, reeditandose, por uma vez, uma tradição que fez história no Clube Militar. A sede – o restaurante, o bar, o salão de bilhar e a sala de leitura –, entretanto, nunca deixou de ser um ponto de encontro quotidiano da comunidade portuguesa neste rincão de terra china, pese embora“ o alheamento da massa associativa”, segundo se afirma no relatório da direcção, de 1990, que cita, a título de exemplo, o facto de apenas 20 pessoas terem comparecido a uma “ tarde cultural” promovida nesse ano... Para isto, reconhece a mesma Direcção, contribuía o “ vario de comunicação entre os ossócios e o Clube Militar”, que, por essa altura, congregava menos de 500 associados. Eram, afinal, dois problemas que as futuras direcção teriam de solucionar: por um lado, restabelecer a comunicação com os sócios, por outro, atrair novos membros. Os anos seguintes marcariam o ponte de viragem. Entre 1991 e 1993, in screvem-se no Clube mais de 400 pessoas. Procede-,se também à informatização do ficheiro de sócios na tentativa de criar uma comunicação mais fluente com os associados e um sistema mais eficaz de cobrança de quotas. Melhorias que, a par do grande crescimento no capítulo de donativos, tiveram reflexos imediatos nas finanças do Clube: a instituição chega ao final de 1993 com uma situação de confortável liquidez financeira. Naturalmente, estes são os anos em que se revitaliam as actividades tradicionais e se fomentam novas formas de mobilizar os associados, chamando também a atenção da comunidade em geral. Sucesso assinalável conheceu o projecto cultural “Vamos Descobrir Macau”, coordenado pelos historiadores Jorge Cavalherio,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e Beatriz Basto da Silva. Em 92 e 93, realizaram-se onze passeios histórico-culturais, “guiados” pelos referidos historiadores, com uma participação média de mais de 50 sócios por sessão. De uma forma descontraída, percorrendo a cidade e as ilhas, os associados puderam ter um contacto mais concreto com a História e as realidades deste enclave fundado pelos portugueses de Quinhentos. Durante este período, o Clube Militar inscreveu também no seu historial mais algumas soirées memoráveis. Rui Veloso foi a estrela da noite de St.°António, em 1992, e Carlos do Carmo, o grande fadista portugûes, encantou os cerca de 200 convivas reunidos no Clube para a festa do “santo casamenteiro”, no ano seguinte. As noites de fado seriam, aliás, uma vertente acarinhada pela direcção e pelos salões do Clube Militar já passaram outros nomes sonantes como António Pinto Basto, Luz Sá da Bandeira e Mísia. Além da revitalização da vida social e cultural do vetusto grémio, as maiores apostas da direcçáo, nos últimos dois anos, foram feitas com vista a assegurar o futuro da instituição. Entre elas, ganham realce o projecto de renovação arquitectónica do edifício-sede (de que se dá conta noutro capítulo deste livro) e a revisão dos estatutos, “ajustando o seu articulado, nalguns aspectos desfasado da realidade actual, por forma a garantir a sobrevivência e fortalecimento para além de 1999”. Mal sabiam os três jovens oficiais portugueses, cujos destinos se cruzaram em Macau nas últimas décadas do século passado, que a sua ideia venceria o tempo e, muito provavelmente, vencerá os ventos da História. Fontes consultadas: ­Os Militares em Macau,P. Manuel Teixeira, 2ª edição, Imprensa Oficial, Macau, 1984 ­A História do Clube Militar,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Imprensa Oficial, Macau, 1983. ­Jornais O Clarim, Gazeta Macaense, O Macaense, O Independente, O Progresso, Boletim da Pro´voncia de Macau e Timor. ­ Relatorios e Actas do Clube Militar.